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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资料 答题要求： 制度分析、社会背景分析。 中国法制史上成文法传统及“大法虚置”之特征。 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确立了制定颁布成文法典的传统。其后自秦至清，从《秦律》到《大清律例》，从大唐六典到明清会典，历代皆修律制典，蔚为大观。 郑国铸刑书。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邓析的竹刑。前530年，邓析综合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属私人著作。 晋国铸刑鼎。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成文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成文法传统结束了奴隶制时代“临事制刑”的传统，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状态，使其逐渐公开化。成文法是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重大胜利，为战国时代封建法治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郑晋两国的成文法之后，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纷纷登上各诸侯国的政治舞台，进行变法改革，制定成文法，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成文法运动的发祥地三晋地区的魏国，产生了成文法运动的丰碑《法经》；在秦国，出现了成文法的集大成者《秦律》。 中华法系表现了一种专制主义的特征： 1）立法上，任何一部法典都是由国君来审定的，而且以国君名义颁布实行。除了比较稳定的律典以外，国君命令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令。 2）司法上，国君是最高的审判官，是司法审判的最高审判的最高审级，掌握生杀夺予大权。凡属重要的案件，都要报请国君审批。 秦：以皇帝命令形式颁布的法律为制诏。 制诏具有最高的法律，在面对成文法与制诏产生矛盾时，以制诏为准。皇帝的诏令有时也都为令，这是以诏令形式颁布的法令，其法律效力高于律。 不仅反映皇权至上，而且这些制诏令，都是针对具体形势而制定，调整方式比较灵活，也适宜于实现社会控制。 唐：法贵责上，一断于律。 令、格、式是从义务的规范意义规定国家机关的制度法令，办事的章程；律则从禁止的方面，规定对违反令、格、式之处处之以刑罚。 中国法制史上判例法传统及其思考。 一、 历史各时期判例法 （一）先秦时期判例法——判例出现，但未发挥出作用，从属于成文法。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没有任何形式的立法机关，判例也只是刚刚盟芽，没有实际发挥作用。这个时期的统治基本是依习惯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禹刑”，“汤刑”，“九刑”是在社会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其内容基本以习惯为主，但也不能否认它是我国古代立法的表现。我们知道，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实际上就是“昔先王议事以制”，也就是将沿袭已久的习俗、故事或成例固定下来。在这个时期，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法律并不完备，并且统治集团奉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政策，制定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不可能性。但相反，判例的运用很频繁，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日趋扩大。但此时的判例，基本上以习惯为基础，大多是对习惯的认可与应用，所以说先秦时期判例的运用，只是判例法的萌芽。判例法的正式出现，是秦汉时期审判组织发达和诉讼活动规范的结果。 （二）秦汉时期判例法——判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较大作用 秦朝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它是在秦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并不完善，或者为使法律规定更加具体的情况下被使用的。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朝古墓中出土的竹简可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备法律渊源的地位”，虽然我们目前没有掌握完整的秦代判例法的汇编作品，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对廷行事的熟练运用的情况可以推测，当时对廷行事已有了某种汇编。[①] 进入汉代，判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汉代并未完全消失。如《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另一方面，在汉代又出现了新的判例形式——决事比。“决事比”是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取相同类似且已经判决的案例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由于“决事比”可以补充法律规定之不足，为适用法律提供范例，因而被广泛适用。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孝武时“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可以得知，汉代的决事比数量是为数不少的，在司法活动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时“比”的数量又有了发展。后来，决事比在适用上有些混乱，人们就开始对决事比进行汇编整理。《魏书刑罚志》记载：汉宣帝时“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还出现了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对决事比进行编纂删定的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