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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 庞朴 太阳和月亮，无疑是地球居民划分时间的重要依据。但是许多古老的民族，基于原始简单生产的需要，最初并不完全仰赖日月，而另有其更简便的计时方法。 如古埃及人以天狼星在早晨与太阳同升于东方为一年之始，因为尼罗河水每年夏至前后上涨，斯时正值天狼星晨见东方。 古印度的一种历法以月望在角宿为岁首，另一历法以月望在昴为岁首。 墨西哥的阿斯特克人则以氐宿昏见定新年。 虽然这些星宿的晨见、昏见都和太阳相关，月望所在更无法离开月亮，但他们据以授时的星象，却主要不在日、月，而在能够直接提示生产季节的遥远恒星。因为，对于从事简单农业生产而又尚未摸清日、月、地关系的先民来说，每天见面的太阳和每月相同的月亮，其时间意义，显然不如播种时节刚好出现的其他星座来得明白而又直接。 据此，如果我们猜想，在阴阳历或阳历、阴历以前，一些古老民族奉行过某些疏阔的其他恒星历，或非完全无据。 这一点，当我们凝视古老中华文明的有关现象时，便显得更为清晰。 一、“火纪时焉” 公元前525年，春秋鲁昭公十七年，预测六月甲戌朔将发生日蚀，祝史请备“救日”仪式。执政季平子否决道：“止也！唯正月朔，匿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解释说：礼所谓的“正月”，正“在此月也，日过分（春分）而未至（夏至），三辰有灾……此月朔之谓也，当夏〔正〕四月，是谓孟夏①。”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历法的重大问题，即：周正六月，或夏正四月，也叫正月。熟谙文献的人很容易会由此想到《诗经·小雅·正月》里的“正月繁霜，我心忧伤”，那个繁霜而摧人忧伤的“正月”，自然也不是常霜的周正正月（夏正崐十一月）或夏正正月，而是这个不该下霜的“日过分而未至”的正月；否则何忧之有？ 经籍纪事多有透露，周正六月或夏正四月即建巳之月，是一个很特殊的月份。 《礼记·曲礼》“天子祭天地”条疏曰：天子于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诸日分祭昊天上帝及东南西北各天帝，于夏正之月祭感生之帝，唯独“四月（夏正）龙见而雩，总祭五帝于南郊”。 《礼记·明堂位》说，鲁以周公封地故，得以天子礼乐于周正正月即冬至月“祀帝于郊”，于周正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也对建巳之月分外尊崇。《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皆于“孟夏之月” ①《左传》昭公十七年，参见《左传》庄公二十五年 “封侯庆赐”、“行爵出禄”，超孟春之月而上。 孟夏之月异于它月的天象标志是龙星昏见东方，所谓“见龙在田①”。作为星宿，龙指天蝎座第一星（Scoα,Antares），中名大火或心宿二。 大火系远离地球的一颗恒星，它和人类的关系不象太阳那样简单明了，不是天天不变，抬头便见；它在一年里只有半年时间出现于夜晚晴空，其他半年则隐在白天的天上。但也正因如此，在原始农事时代，大火对于生产的指示作用，却较太阳更见直接。 因为大火黄昏见于东方的时候，曾是春分前后，万物复苏，农事开始之际； 而大火西没，又曾是秋分左右，收获完毕。准备冬眠的时节。 所以，龙见而雩，“用盛乐”，“以祈谷实”②总祭五帝于南郊，祀周公于太庙，封侯行爵，都不是偶然的了。所以，传说在亘古时代，便据大火纪时了： 遂（燧）人氏以火纪③。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④。 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⑤。 “以火纪”或“火纪时焉”，就是以大火的视运行来记叙时节，规定人事。 大火始见东方无疑会被定为第一个时节，人们的相应行事是“出火”。《尸子》上有“遂（燧）人察辰心而出火”句⑥，辰心就是大火星，出火就是烧荒种地。《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⑦，为焚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经师或以为炎帝之号，或以为神农之谥，其实都是烧荒种地的意思。 出火是一项神圣的盛典。《周礼·夏官·司》条说：司掌行火之法令。……季春出火，民咸从之。 “民咸从之”，说明它是全民性的活动，是全民出动进行春祭的景象。先民生产活动常以祭仪开始，出发打猎前摹仿野兽举止作兽舞，以求媚于兽神；农业生产则表演“殴爵（驱雀）簸扬”⑧之类舞蹈，以祀丰收，那便是舞雩。“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⑨，孔老夫子也曾因之神往，可想更早时候其神圣、盛大、狂放到何种程度了。许多民族的狂欢节都在春天，亦是出火、舞雩之例。 大火昏见被定为第一个时节，也就是后来意义上的正月。一旦这个月的朔日竟然“匿未作，日有食之”，那将不仅是月有灾（匿未作）、日有灾（日有食之）而已，连大火也算出师不利，这就叫“三辰有灾”。这就是鲁昭公十七年周六月甲戌朔那一段纪事的秘密所在①。 火纪时焉“下一可考的时序是”大火中“。由大火昏见至大火昏中相隔两个多月，此一历法的疏阔可知。 ①《易·乾·九二》 ②《礼记·月令·仲夏之月》 ③《尚书大传》，据《风俗通义·皇霸》、《艺文类聚》一一、《初学记》九引 ④《左传》昭公十七年 ⑤《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