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性疾病防治的东亚合作机制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震.DOCVIP

传染性疾病防治的东亚合作机制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王 震 传染性疾病的跨国界传播属于典型的国际“公害品（Public Bads）”，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公害品”的治理极易出现“搭便车”问题：相关各方都不愿承担治理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公害品”的治理就成为“无人治理”，从而最终危害所有相关方的利益。在一国主权范围内可以通过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来治理“公害品”；而在超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领域，国际“公害品”的治理则需要相关各方的积极合作。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的日渐密切，以及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作为“公害品”的传染性疾病的跨国界传播和防治也已引起东亚相关各方的重视。但是，与东亚地区经贸合作的发展相比，传染性疾病防治的地区合作机制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情况不仅与东亚地区快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不相适应，也无法有效应对诸如SARS、禽流感、甲型H1N1等突发性传染性疾病以及HIV/AIDS等传染性疾病的跨国界传播。 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染性疾病防治的东亚合作机制进行分析和讨论：首先对东亚地区面临的传染性疾病的潜在风险进行讨论；其次，对东亚地区已有的传染性疾病的应对与合作进行评估，分析其成功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三，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建立常规性的和独立性的传染性疾病防治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最后是结论。 一、东亚地区面临的传染性疾病风险 东亚地区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国经贸关系日渐紧密、人员往来的日渐频繁，传染性疾病的跨国界传播也逐渐增多，各国面临的传染性疾病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传染性疾病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而成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事务。2000年以来，东亚地区已经屡次发生大规模的突发性传染性疾病，这些突发性传染性疾病当前东亚地区日渐紧密的联系中，极易传播到相邻国家和地区，造成整个区域内甚至全球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1）非典型性肺炎（SARS）。2003年初中国南方爆发了非典型肺炎（SARS）的传染性疾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SARS病毒席卷了中国24个省市，并以香港为中转站传播到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蒙古、菲律宾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导致全球8098人感染，其中死亡774人。作为21实际第一个新型的突发性传染性疾病，SARS充分体现了全球化所带了的公共健康风险：由于国际交通的便捷，SARS病毒在24小时内传播了5个国家，在6个月内传播了32个国家。日本虽然没有发现SARS病毒感染者，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鉴于中日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中国的SARS疫情对日本经济和中日经贸合作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2）禽流感（H5N1）。1997年，香港发现高致病性H5N1病毒。2003年，该病毒在东南亚再次出现，此后缅甸、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老挝、马来西亚、蒙古、泰国和越南相继证实受病毒感染的病例。人体感染H5N1病毒的病例在东南亚最集中。至2007年5月止，越南已发现93例经证实的病例(其中42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发现98例(其中78人死亡)。东亚是受到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截至2007年5月，WHO证实该地区已发现250例人体感染的病例，其中161人已死亡。 （3）甲型H1N1流感。甲型H1N1流感虽然在美洲的墨西哥爆发，但是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甲型H1N1流感已经严重影响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地区，中国和日本也受到了该病毒的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截止到2010年6月份，东南亚地区甲型H1N1流感已至少导致1852人死亡。 除了上述突发性传染性疾病外，东亚地区还面临着一些长期性的恶性传染性疾病的侵扰，这其中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无疑是艾滋病（HIV/AIDS）。截止到2008年，南亚和东亚地区存活的HIV携带者高达465万，当年新感染的HIV携带者达到了35.5万，占全球当年新感染人数的13.15%，死亡的AIDS病人为32.9万，占全球死亡AIDS病人的16.45%。除此之外，诸如白喉、疟疾、结核病等常见性、多发性传染性疾病也继续在东亚地区传播和流行。 东亚地区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和跨国界传播不仅给东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现实损失，也是对东亚发展的潜在威胁。这一潜在威胁需要东亚地区各国进行有效地合作，建立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及时应对的合作机制。 二、东亚地区应对传染性疾病合作机制评估 东亚地区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该地区不仅有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也有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有“四小龙”、“四小虎”等新兴经济体。当前东亚地区主要的合作机制包括：东盟、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东亚地区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