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现状.docVIP

编号： 　　　 学年论文 题目：浅谈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现状 学 院 法学院 专 业 法学 班 级 法学103班 学 号 姓　名 指导教师 职称　副教授 完成日期 浅谈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现状 【摘 要】“亲亲相隐”是一项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法律制度, 自汉代以来被历朝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这一制度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基本上被废弃，但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对这一制度重新予以吸收。这种以伦理亲情为纽带的法律制度是散发着人性的闪光点，是符合法律的正义的要求,对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传统法中“亲亲相隐”发展脉络、该理念产生的原因分析、其法律现代化的必要性及在刑事诉讼法中拒证权制度的进一步设计。 【关键词】 亲亲相隐；必要性；刑事诉讼；拒证权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演化 “亲亲相隐”，指在明知自己亲属犯罪的情况下，为之隐瞒，不检举揭发，不出庭指证犯罪，不作为犯罪论处，或者减轻处罚; 反之，则以罪论处，或者加重处罚。“亲亲相隐”的萌芽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在《国语》中记载，“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最早关于君臣父子之间不得相互诉讼的记载。孔子也曾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相隐”作为正式的法令被确立下来是在汉宣帝时期。根据《汉书》的记载，公元前70 年，汉宣帝正式下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该诏令将容隐的范围扩大到父母子女、夫妻和祖父母孙子女之间。亲亲相隐制度到唐代就更为严谨和完备了。《唐律·名例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除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之外，同居的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妻、丈夫之兄弟及兄弟妻，在犯罪时均应相互容隐，部曲、奴婢应隐瞒主人的犯罪行为，小功以下亲属相互隐瞒犯罪行为时，应比常人犯罪减三等处罚[]。为了使该原则更具有可操作性，《唐律·斗讼律》中规定: 卑幼揭发尊长的犯罪行为，亲属关系越近，处罚越重; 尊长揭发卑幼的犯罪行为，亲属关系越近，处罚越轻。元明清时期的律典沿袭了唐律关于亲属容隐的规定。清末变法受西方法律的影响，取消了以相隐为强制性法定义务的规定，保留了容隐权利的规定，“亲亲相隐”从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民国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原则，且将相隐的范围扩至更大，规定亲属间犯藏匿犯人及湮灭证据罪，得减轻或免除其刑[]。 二、“亲亲相隐”在封建社会得以存在的原因 亲亲相隐制度自设立时起，历经千年，立法不断完备，容隐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其原因主要是: （一） “亲亲相隐”符合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本质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价值本位是家和国的整体和谐, 这就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符合伦理的要求,必须维护自己所处的家族与国家的利益。这种法律价值双重本位起源于西周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权体制，对整个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但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完全被继承下来，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无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国家与家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放大，形成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天然关系。 基于上述原因，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就必须制定法律维护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秩序。为此，封建统治者采用儒家思想中的“孝悌”、“仁义”等教育臣民。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家族认同感的增强，使得家庭中任何一人犯罪，都会给家庭带来难以言喻的耻辱感。当这种感受上升为社会意志后，人们就必然会遵守“亲亲相隐”原则的规定。 （二） “亲亲相隐”是儒家思想中“礼治”治国理念的体现 古代统治者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的手段之一便是维护“礼”的地位，而“亲亲相隐”原则的贯彻落实就是推行礼教秩序、仁义学说、维护人治的具体步骤。孝是忠的基础，正如儒家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鲜矣；不好犯上，而号作乱者，未之有也[]。礼的教化润物而无声，它的影响潜移而默化，教人徙善而远罪。较之“法”从事后惩罚犯罪的倾向即“禁于将然之后”，礼更倾向于预防犯罪，也即“禁于将然之前”。正是给予此在考虑，加之古代社会“礼”的深厚底蕴，统治者自然青睐孝子、列女，使“忠孝”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以此杜绝百姓叛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