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29.docVIP

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 　　中国中古史的研究在过去十多年中正经历一种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虽不像简帛文献的出土那样耸动学界的视听，但其意义却并不逊色，因为它为我们了解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层层面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使史家对这段历史的重构能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一走向多元，这正是现代史学所期望达到的境界。而推动这种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于墓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出土墓志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墓志在中古史研究中所具有的意义日益突出，而对于这种意义，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史学界都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对墓志材料的利用也越来越普遍。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远远落在了后面。在中古的墓志中，唐代墓志的数量无疑是惊人的，而南北朝（包括隋在内）的墓志数量虽然不能和唐代相比，也已经非常可观。南北朝墓志中尤其以北朝墓志为主。而南北朝墓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作为一种书写的体裁，南北朝墓志对了解中古墓志风格的成型和演变有关键的意义。要真正了解唐代墓志的书写特征，就必须深入考察南北朝的墓志。第二，在南北朝墓志中，各族裔社会政治最上层人物的墓志所占的比重极大，这往往为研究政治结构的变化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许多很关键的线索和证据。所以对南北朝墓志的史学价值做全面性的整理和考察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学术工作。新近出版的由罗新、叶炜两位年轻的学者编着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值得学术界的重视，本文的目的是以对《疏证》一书的贡献的评述来进一步探讨南北朝墓志在史学上的利用价值，尤其是如何拓宽墓志研究的视野。　　　　　　　　　　　　　　　　一　　广义地来说，《疏证》一书继承了清代以来形成的金石学研究传统的优点，也就是将金石文字和正史材料做仔细的对勘考辨，以达到证史和补史的目的，一些清代有代表性的金石学著作如以端方名义作的《陶斋藏石记》，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李慈铭的《越缦堂文集》，罗振玉的《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等，都有不少为这种目的而进行的细致的考证工作。最能代表这种传统的优点的集大成作品是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下简称《集释》）。从考订史实的角度来说，赵万里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有成积的，其学问的深厚和工作的细心都远非前人可比，这些特点在他对像《尔朱敞墓志》、《赵韶墓志》、《内司杨氏墓志》这一类墓志的精审考证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赵氏的眼光也有独到之处，比如在对《肃棕充华卢令媛墓志》和《元勰妃李媛华墓志》等的考释中，他也注意到了卢令媛家族和李媛华家族的婚姻对像均为当时北方的一流高门。不过这些超出史实考订范围的评论不很多。晚清以来的墓志研究的关注点基本还是局限于对人物的生平、行政制度，历史事件的年代和历史地点等史实的考辨，用赵万里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征前代之事实”和“匡史文之讹谬”。而且大多集中在那些和正史中有记载的人物有关的墓志上。但是传统的研究工作基本只能到达这一步。如果墓志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一时无法和传统史料中的记载相参证，或者这种信息在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的范围之外，诸如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方面的信息，那么就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更谈不上以此种新获得的信息为出发点去全面研究古代的社会。这种偏向也存在于像《集释》这样的巨著中。比如《集释》中对有些墓志讨论颇为详尽，但对另一些就几乎不加评论，而后者常常是和传统史料关系衔接较弱的墓志。我们如果比较一下赵万里对于墓志文字所包含的讯息的意见和清代学者的意见，就不难发现赵着对于清代学术以来墓志研究方法是继承多于突破。比如对《刘玉墓志》的分析，赵万里虽然更明确的指出刘玉是外族，所以讳其所出，但是他的意见也只是停留在这一层次，大体上没有比李慈铭等人的看法深入多少。在赵先生的时代，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少大家和重要的突破，但是赵氏的工作却对当时这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和新视角借鉴不多。　　虽然《集释》的成就有其内在的限制，对于南北朝墓志的研究来说是其贡献依然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长期以来学术界也缺乏能像赵万里这样对南北朝墓志的内容大规模加以研究的学者，虽然就个别碑志的史学研究而言出现了一些很出色的范例，比如唐长孺先生对《敬史君碑》的分析。《疏证》可以说是对赵万里工作的继承，但其工作是《集释》的延续而非取代了《集释》的本身。《疏证》的出现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古墓志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一个证明。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从内容和方法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走向对墓志的内涵作全面的史学分析，而且和赵万里时代不同的是，这种工作和当前的中古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课题存在日益密切的关联。不少学者对个别或某些类型的墓志的重视和分析就体现出这一趋向，比如有关于粟特或来自域外的人士的墓志。比《疏证》一书出版稍早的《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也是近年对中古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