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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霸权时代”中国责任 　　以癖好“大事件”为特征的历史学家们,将会对刚刚成为过去的2009年格外垂青。年中的两次全球金融峰会,G20(二十国集团)成为最流光溢彩的词汇,已使过去几十年间人们动辄谈论的G7(七国集团)相形失色;年底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对气候峰会议题和进程的影响力,也让世人感叹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中国在这一年中受世界关注的程度,则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关于中美共治天下的“G2”论,不管暗含了对中国的何种考虑,都在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已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也许应该说,2009年是世界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全面走进世界的一个转折点。 　　 　　世界正在进入“去霸权时代” 　　对于2009年国际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风云变幻,首先要意识到的是,世界已不是以往的那个世界。全球经济、政治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较长时间演变,在经历量变累积阶段后,如今已上升到质变阶段,而这一点在2009年全面凸显。 　　全球金融峰会和世界气候大会中“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合为整体发出声音,以及表现出来的左右国际会议的能力,所反映的问题,是近半世纪以来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业已改变各自国家的面貌,也已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仅以“金砖四国”来论,它们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世界人口的42%,世界经济的15%。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巴西和印度也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金砖四国”有能力在经济、金融和政治、安全上对全球事务产生重大影响,它们在2007年底以来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的确明显比一些西方国家为大,据估计贡献比率占50%以上。 　　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地走上前台相比照,发达国家今天在世界事务中已不再起到完全支配作用,欧美霸权正如明日黄花日渐凋谢。尽管欧盟国家在2009年全体实现了通过《里斯本条约》,但欧洲和日本如今都已变成十分内向、保守的国家,更多的时候乃是专注于自身而非外部世界。严重老化的人口、不断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削弱的产业竞争力等等,都使传统的欧洲大国和日本疲态毕露,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处理本国内部问题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世纪初时还曾以“新罗马帝国”自居,不过,这种信心现在也荡然无存。接替布什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在这一年里十分罕见地以“谦卑”的姿态面对世界,访问日本时甚至还破天荒地向“下国”的“天皇”鞠躬,这种突兀行为所说明的,乃是美国国家战略能力和战略思维的改变。 　　曾以《大国的兴衰》而名闻已久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全球重心从西方向亚洲倾斜的趋势难以逆转,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背负了巨额的预算和财政赤字,美国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依赖,“越来越像历史上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和法国路易十四四处举债的情况――这些做法都是起初令人向往,慢慢却会失去魅力。”其他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等等也都认为主宰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的权力秩序正发生根本变化,美国依靠强权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 　　美国和西方的相对衰落无疑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时代――世界正迎来一个“去霸权”的转折时代。 　　 　　向全球性国家继续迈进 　　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美国和西方霸权的逐渐衰落,使全球政治生态正在迅速改观。而在新兴大国群体中,中国的国家能力和世界影响,则还尚无其他可以并论。从大国关系的角度说,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这不是中国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世界历史在当下时刻的一种必然。中国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现实,调整国际战略思维,更多扮演起全球性国家角色,以防止霸权的衰落对世界政治造成的非良性冲击。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基本上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理念,这为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改进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并使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过程中的一部分和全球化的积极参与推动者。国家利益至上范式在一定时段内,减少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纠纷冲突,促成了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没有不变的天道。中国近些年间与一些国家围绕资源、贸易、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纠纷明显增多,而且纠纷的当事者不仅有比中国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有曾经的第三世界难兄难弟。纠纷与冲突只是表象,背后所反映的,乃是中国近30年来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面临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近30年来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急剧扩大。一是随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家利益扩散至全世界,中国维护自身安全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往局限于国土范围之内而必须向海外拓展;二是与此同时,中国需要负担的国际责任和需要维护的国际利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