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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的立法模式概括地来说可以称之为“专家起草，推荐适用”。从它的制定背景中不难看出，UCC作为一部由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和美国法学会联合着手起草的民间立法，在最初只具有推荐适用的示范作用。其后由于UCC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出来的巨大作用才为美国各州所采纳，从而得以树立起权威的法律地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软法到硬法的巨大转变。 所谓硬法，就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或承认，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所谓软法，引用Francis Snyder给软法下的定义，即“总的来说，软法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商事行为立法领域，软法大量涌现，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家立法者自身能力、经验、知识面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法充分满足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形式与运作，硬法本身所固有的确定性的特点也导致其无法完全跟上形式变化的步伐，这就需要软法对硬法所无法顾及的部分进行补充。另一方面，软法其内在价值，效率、公平、补充以及转化，满足了市场与法律体系自身的需求。UCC的成功表明，软商法的条文化、规范化、国内化和国际化有存在的必要且可以很好地帮助市场经济的发展。故而，我国的市场中间层组织——商会、行会、协会等商人组织，应当明确自己的组织性质，了解带领组织成员发现当地市场交易的客观规律并将其转变为行之有效的市场交易成文惯例，如此发展软商法，补充硬商法的不足，为软商法向硬商法的转化提供可行的条件，实现软硬法的有机统一，使我国的商事立法向现代化和体系完善的方向迈进。 UCC的立法方式值得我国借鉴。这种方式可以概括为“专家起草，推荐适用”。法学家理论上的准备和学术上的支持，是一国成功的进行法典编纂的重要条件之一。可以说，各国法典编纂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法学家的成长和艰辛的努力，都凝聚着法学家的伟大贡献。没有法学家们的立法思想、立法理论、立法技术、严密的逻辑、敏锐的思辨、科学的总结、高超的文字水平以及超脱的学术态度和独立的精神，编纂法典将无从谈起。UCC的立法就充分重视了专家学者的作用，集中了他们的智慧。 从其制定背景我们了解到，《统一商法典》是民间立法，它由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和美国法学会联合着手起草，最初是作为示范法的软法产生的，而后经过美国各州的采纳，最终才得以确立其权威法律地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软商法的巨大转化作用。 所谓硬法，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所谓软法，引用软法研究者经常提到的概念，即Francis Snyder给软法下的定义，即“总的来说，软法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在现代社会中，软商法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大量涌现，其原因，固然与硬商法无法满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需求增长有关，也与国家立法者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相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软商法的出现在于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其效率价值，公平价值，补充价值以及转化价值。商法的立法史证明，一切成功的商法制定法，都是来自于软商法，都是软商法的条文化、规范化、国内化和国际化。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兴起的商会、行会、协会等商人组织，必须明确自己的组织性质是商人自治组织，自治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带领商人发现符合客观规律的市场交易规则。只有这样，在我国才能真正实现软、硬商法的有机结合，不断给硬商法提供符合客观规律的市场交易规则，赋予和提高硬商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使硬商法在科学发展观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此外，还应该充分提高国际惯例的法律渊源地位。国际惯例为“任意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规范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协调和统一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开始逐渐抛弃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念，在对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控中，已开始放弃单纯的国内法律控制的做法，而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商法规则来支配他们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想象，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性商事交易关系的法律调控将进一步摆脱国内法律的栓桔，逐渐趋向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国际惯例在我国被区分为(1)作为法律的国际惯例即上升为国际法的惯例，如条约。(2)作为法律漏洞补充工具性质及地位的国际惯例，即现代商法的渊源和表现形式的“国际惯例”。作为法律漏洞补充功能的国际惯例适用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服从于法律或者整个法律秩序，而不具备独立的法律性，不具有法的一般抽象性与普通规范力。而我国立法中的现行的关于国际商事惯例的规定，无论是在含义、性质、适用范围和条件等方而，还是在理论与实施应用中，均存有缺陷。为促进国际商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在今后立法中对国际商事惯例做出更科学、更具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