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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静案与鉴定冲突 赵旭 （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 摘要：本文从详细分析黄静案入手，着重探讨黄静案暴露出的司法鉴定的问题与之解决措施。希望用本人的微薄之力，对逝者给以慰藉，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关键词：鉴定冲突；重复鉴定 1992年“胡尚军的故意伤人案”，当时这个案子历时7年，做了八次鉴定，大量的诉讼资源的投入，大量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得人们本以为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不再出现。但是可惜的是鉴定制度的改革进展缓慢。12年后，2003年2月24日凌晨，年仅21岁的女老师黄静竟惨死于自已宿舍。 一、问题的提出：黄静案与6份鉴定结论 黄静2003年2月24日死于湘潭市雨湖区临丰小学宿舍。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对其死因做了三次法医鉴定。第一次鉴定结论为黄静“系患心脏疾病急性发作导致急性心，肺功能衰竭而猝死”；第二次鉴定结论为黄静“因肺梗死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死亡”；第三次鉴定结论为黄静“因肺梗死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死亡”；同时认定“其体表外伤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间接诱发因素。”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鉴定结论出具的审查意见认为，肺梗死而猝死的根据不足，应属于非正常死亡。2003年8月14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认为，从现有材料观察，未见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肺梗死的病理改变。2004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鉴定中心做出鉴定结论：“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姜俊武姜俊武 问题的分析：黄静案暴露的鉴定制度问题 司法机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 在黄静案中，多家鉴定机构先后就其死亡原因做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而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这给审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使人们不得不对重复鉴定问题产生了深思。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多头管理，无统一的鉴定管理部门，鉴定机构重复、多方设置并都具备相应的鉴定权，而各司法机关依其职权各自为鉴，又多只采用本部门所做的鉴定结论;由于鉴定缺乏统一规范，鉴定结论缺乏科学的法定标准，当事人也易随意地表示不满既有的鉴定结论而多次提起重新鉴定。一案多次重复鉴定，相互之间难免矛盾，甚至截然相反，这不仅使人们对司法鉴定的权威性产生怀疑，而且给审判机关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带来重重困难，影响了对事实的认定和纠纷的公正解决。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存在的问题 2003年7月3日，黄委托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专家对三份鉴定结论进行医学理论审查。她特别邀请了中山大学法学教授陈玉川特地前往湘潭为黄静做再次鉴定了与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完全不同的鉴定结论但是最后的法院审理并没有采纳这两份鉴定结论，可见法院对这两份鉴定结论的效力存在疑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制度的问题。 首先，限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许多证据材料都由国家机关掌握，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时提供的鉴定材料可能存在真实性、完整性方面的缺陷。 其次，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缺乏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程序设计，缺乏法律保障，如鉴定人的阅卷权、勘验权、物证检验权等难以实现。鉴定开展后，往往得不到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现场勘验、尸体检验、物证检验等涉及刑事技术方面的工作，难度更大，导致鉴定实施的不全面。 再次，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支付，鉴定人往往会顾及当事人的利益，对当事人有利的情况都会在鉴定书中提及，对当事人不利的鉴定所见可能不提或者少提及，鉴定结论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 法官对于多份重复鉴定应如何取舍的问题 本案一共有六份鉴定结论，法庭对此应该如何取舍，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法庭在审查评断鉴定结论时遇到多份不同的鉴定结论，通常会采信其自认为最具有“权威性”的那份。然而，“权威性”的标准是什么?诚然，在理论上科学技术领域确实存在权威性观点或结论，这种 “权威”的标志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和客观规律的掌握程度。鉴定结论中也应当有权威的结论，但评断的标准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但我国目前庭审中审查评断鉴定结论权威性的标准很明显是一种主观的、偏重于形式的标准。面对多份鉴定结论，审查者多以上级鉴定部门或知名鉴定人的结论为权威性鉴定而予以采信。实践中，有些法官面对几个结论难以取舍时，就以鉴定机构的级别高低作为是否采用鉴定结论的标准，这不符合科学规律，增大了造成冤假错案的危险性。一般情况下，上级鉴定部门在技术水平、设备条件和办案经验上确实优于下级鉴定部门，但鉴定活动是一项科学认识活动而非行政事务，科学的结论不能由其形式决定必然的高低、优劣。知名的专家鉴定人在其知识水平、学识经验总体上可能比一般的鉴定人高，但就个案的鉴定而言，也并无必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