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和理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DOC

四、材料和理论 在科学中，当我们说“有一种理论”时，蕴涵着对已有材料的处理（概括或解释）和对未现事物的预言；当我们说“有一批材料”时，意味着在某种理论指引下进行了收集（观察或实验）工作。 ——作者 【4.1】有一种观点认为：材料摆多了，道理自然出来了，理论是蕴涵在材料里的。像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如果也算理论的话——一样，这种看法广为流传，然不知所出。如果一定要究其源头，像是“书读千遍，其义自明”的现代版。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一个是材料摆多了却摆不出道理来，一个是道理出来了但不是材料摆出来的。 中国的天文学发达很早，也许比不了中东一带，但比起欧美来足以自豪。更为值得夸耀的是我们有积累了两千多年的连续的天文观察材料，这是任谁也比不上的。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哈雷彗星的记载见于《春秋》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 有星孛入于北斗。 从那以后两千六百年，共有三十四次确凿记载（《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卷）。它来一次，我们记一次，次次没落。但让我们吃惊﹑大吃一惊的是，就是没认出那是同一颗星！（要不就不叫“哈雷”那洋名了。） 这些“客观”描写中数汉元延元年那次最详细，对哈雷彗星的路线、视行、快慢、出现时间都有精确描述（《汉书·五行志》）。引得外国天文学史家惊叹赞赏不已。 但这有什么用？材料摆了那么多年，比缠足的历史长一倍，除了能让靠他吃饭的用来象征天灾人祸，除了能满足个人兴趣，除了能成就百家言尤其是引作“先前阔”的证据（这也是证据，但他证实了什么？3.4节中说的“证据不等于证实”在这里又得了一个证据），除了最终缠得思想骨折，剩下来唯一的作用就是启发后人明白：材料摆得再多，跟理性和进步也无关。 如果连这最后的作用也没起到，那些皓首穷经的算是白白了头。 材料再多，也不能保证讲清楚道理，甚至不能保证道理已经看清楚。相反的例子倒有的是：哈雷发现哈雷彗星，仅此一见，巴末尔提出“光频率梯级”，材料少得可怜。索绪尔搭起结构主义大厦的房架时，共时描写的砖瓦一块都还没烧出来。朱德熙为解决词组下位分类问题，凭着科学鉴赏力提出了“语义层次”假说，至于对这些层次的描写，还等着在这观点指导下进行，并为证实这假说而努力。这就是所谓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4.2】再举一个道理不完全是从材料中归纳出来的例子。 钱大昕搜罗书证，找到上百个证据来证明古无轻唇音。他做到了既谦虚又伟大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后人跟着去证明喻四归定（曾运乾）、娘日归泥（章炳麟）、古无邪纽。钱大昕材料不少，但从归纳逻辑来看，他得不出这个结论。因为固然有可能古无轻唇音，但也可能古无重唇音（事实上有人持这看法），甚至还可能古无唇音。他们能证明的只是轻重唇古同类。钱大昕实际上还无意识地依赖了别的方法和前提。 细究起来，只有直音、读若等直接指明同音的材料才能证明古同类，谐声、假借的材料并不是逻辑上充分的证据。我们可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上海小菜场里经常能看见把“家禽”写成“家[上人下斤]”、“鸡蛋”写成“鸡旦”。如果没有别的证据，就凭这样的新谐声、现代假借，能证明上海话声母已不分清浊了吗？ 甚至连直音材料都不一定是如山铁证。假如有这么样一条记载： 蛋黄，上海话音荒。 就凭“蛋黄的黄音荒”，能证明浊音清化了吗？当然不能，因为有可能： 方言混杂， 古音遗留， 个人怪僻， 条件音变，处于第二音节或什么， 个别例外， 音变开始， 浊音已经清化， 清音变成了浊音，别以为这不可能， 等等等等。 也许有人会反驳：“你别假设，你举一个于史有徵的实际例子。”这就是史学观念事件派，就事论事。科学观念就是要考虑到逻辑上可能存在的各种情况，哪怕暂时还没发现。 上面说了，钱大昕实际上还无意识地依赖了别的方法和前提。这些前提可能有三。 一、从发音生理或听感上来看，重唇音比较容易发成或听成轻唇音，反之较难。尽管反洋务派说我们什么东西都古已有之，但要说钱大昕已经懂了实验语音学，您回家跟您孙女儿讲 Grimm 童话去。 二、语言普遍现像表明这种演变趋势。钱大昕博学多闻，记忆超群。他要愿意或什么什么，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懂个八九十来门外语不是难事——可惜汉语里没有虚拟语气，我没法用委婉的语气来说钱大昕不懂外语，至少没人知道他懂外语。要不他能把Grimm’s Law 移植過來。 三、官话里的轻唇音在当时某些方言中仍有读为重唇的。这是最可能的出发点。钱大昕心里模模糊糊有了个“假说”：“这是存古”，并以此“演绎”到官话中，假定他以前也是如此。 像钱大昕这种看似归纳，实际上还不自觉地运用了假说、演绎、类比的情况，并不是两百年前的中国学者独有的。现在一些强调归纳、贬斥假说和演绎的汉藏语、方言、语法学者的一些文章里，照样不自觉地在使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