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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我是复杂中国人代表 　　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就不可能再合上了。我们必须经历蹦?的混乱过程，而这个过程总是人心浮躁的。大乱才有大治，人心浮躁过后才能恢复平静，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身上集中了强盗、流氓、劳改犯、书生、英雄、作家等等各种人的特性，我就是一个复杂的中国人的代表。 　　我身上的确有流氓特性，不过是大流氓的特性。影视城建立不久，有人在影视城前面种树，我就给部下打电话，说你给我准备一个推土机，把树全部给我推倒。如果不是那次把树推倒，现在那片地已经是人家的了。这，一般书生能做得出来吗?书生没有办法，就找领导。而我采取的方法是以暴制暴，这是那个时代给予我的特质。我儿子是80后，他自然很善良，继承了我的本性。其实我本性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些“恶劣”之处，那都是手段，与狼共舞你得有这种狼性。书生懦弱?我从不懦弱，只有在女人面前我才懦弱。 　　不仅你说我没有“右派”气质，见过我的瑞典国王的弟弟也这么说。他之前见过一个知名的“右派”，说那人满脸忧郁，没有脱离劳改的阴影。劳改生活没给我造成什么影响，也许就是耽误了生儿子。哦，孙子也耽误了。 　　曾经的年代是不能倾诉的，那个时代人们互相猜忌，不可能说真心话。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在英国、法国，到哪里都跟记者说内心话，因为真诚才能打动人。你跟我谈话有没有听到一些老朽的话?显然没有嘛。 　　 　　每个中国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我在最新的那部小说里讲了一个“开心果瓶”理论：“文革”年代好比把一瓶开心果底朝卜反过来，就是把五千年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传统的旧东西都不行了。从此，中国人的心乱了，怀疑的种子也撒在中国人心里头了。 　　邓小平的功绩是打开了瓶盖，让开心果撒在地上乱蹦踺。从此，中国透气了，不再处于密封状态。这是一次猛烈的冲击，每个人都受到影响，都在乱蹦?，同时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不在瓶子里待着了，面对新环境新世界，我们在五千年的历史经验中找不到解决新问题的指导办法，每个人都在摸石头过河。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就不可能再合上了。我们必须经历蹦?的混乱过程，而这个过程总是人心浮躁的。大乱才有大治，人心浮躁过后才能恢复平静，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用担心。 　　我在香港书展上说，现在社会有低俗化倾向，我的小说把它展示出来了，可是，我对我们国家的前景还很乐观。因为两千年前，中国就有人喊“世风日下”，现在不是还这样吗?一千年前中国就有人担忧“人心不古”、“礼崩乐坏”，也不是过来了嘛。我不忧虑，“文革”都过来了，真的没什么可忧虑的，现在很多人杞人忧天。操那么多心没用，听听鸡叫，逗逗狗多好。 　　现在很多事情我就是玩，写小说是玩，管理影视城是玩，各种社会活动也是玩，今天跟你聊天也是玩。我要郑重其事接受采访，那不把我憋死。对于小孩的教育也是玩。小孩就是听其自然，听天由命，儿孙自有儿孙福，他有他的命。 　　 　　爱情是简单的事情 　　 　　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没有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爱情，才会有小说里对爱情的美好想象。惊心动魄的爱情多半是青春时期的产物，我21岁开始劳改，平反时43岁，之前根本没法谈恋爱。对一个男人来说，43岁以后也不可能对爱情有什么美好追求了。感情不过是个过程。经历这个过程，现在我对我身边的女人非常依赖。 　　我一直对走过我身边的女人说；爱情要以悲剧结束才显得美满，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东西方的爱情经典，都是悲剧。不是男人的狡猾，是我已经看透了人生，这样才能避免很多麻烦，不仅仅是我单方面的，也是双方的麻烦。如果我和一个女性产生爱情，最后又不能修成正果，对她的伤害会比对我的伤害更大。毕竟我对什么都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而女人的心理承受力总是弱些。 　　在我生活中出现的几个女人，都非常好，对我非常好，就这一条足矣，还要怎么样?不要把爱情看得太复杂了。其实非常复杂的问题都是非常简单的，可以简单化处理的。 　　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受过高等教育，也经历过“文革”的磨难，她把婚姻想得很实际，说只要找一个关心你的人就可以了，不需要关心出身、文化程度这些东西。也许有些类似出身的母亲教育儿子要找个门当户对，有感情交流、思想沟通的妻子，会在乎很多抽象的东西；我母亲觉得找个女人好好过日子就可以了。 　　1975年，我和一个劳改中的女人在一起。她对我真的很好，我没袜子穿，她到处捡破的劳保手套，裁下来给我做袜子。我在田里干活，太阳那么晒，连棵树都没有，中午她给我送饭，我远远看着她提着小包裹，心中感觉很甜蜜、很温暖。我也对她好啊，该干的体力活都是我干的。她平反之后，虽然哭着不愿意离开我，我还是让她回兰州去过更好的生活了。毕竟当时我前途未卜，而我知道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知识让我充实 　　 　　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