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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爱心是温暖阳光 　　5月9日，北京东三环一间会所的咖啡厅。刘霞向记者递上自己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很多，但她只提到自己是“西部女性阳光基金”的创始人。 　　2008年12月31日，“西部女性阳光基金”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难得的一项针对女性医疗的专项基金。而在此之前，刘霞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全国青联委员、知名记者，作家，诗人。 　　虽然“西部女性阳光基金”刚刚成立 但实际上刘霞从事这项事业已经有几个年头了。从2003年开始，刘霞就开始自发组织志愿者开展对西部地区女性妇科病的普查和治疗工作，多年来，受惠的西部女性累计已达数万人。 　　 　　一位女记者的大胆想法 　　 　　刘霞称得上是个资深的媒体人，她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多年，从最基层的记者干起，一直做到副总编。 　　1990年代末，大陆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许多民众尚不知慈善为何物，慈善捐赠也仅仅限于自然灾害发生以后的官方救济和社会的一次性财物捐赠。慈善组织也很缺乏，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大陆甚至还没有一家正式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 　　由于工作的原因，刘霞常常有机会到香港出差，在这里她见到了与大陆截然不同的场景：口渴了买饮料，会有人告诉你，每买一瓶就会有一角钱捐给当地的慈善基金：到饭店吃饭，也会发现在醒目的位置摆放着慈善捐款箱，而在遍布全港的车站码头也会有数不清的“志工”为来来往往的市民义务服务。 　　一位香港市民告诉她，在香港，慈善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名中学生，如果没有在升学之前完成一定量的志工服务，那他甚至都不可能升入大学。这一切让刘霞觉得既惊讶又感慨。 　　有一段时间，刘霞负责杂志社的一个女性栏目，因而经常接触到许多的成功女性。2000年，她到香港采访著名慈善家赵曾学韫女士，这也成了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赵曾学韫女士曾在20多年的时间内筹集善款数亿元用于香港和内地的慈善事业，被社会各界誉为“慈善皇后”。她对慈善事业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她告诉刘霞，一个人一下子捐出几百万来，这不是慈善，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坚持30年不断筹款通过自己的传播影响其他人关注慈善事业这才叫慈善。刘霞当时的感觉“就像遇到了知音”。采访结束后，她仍与赵曾学韫女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开始在她的影响下关注慈善事业。 　　2005年，刘霞又和赵曾学韫女士一起接到邀请，参加世界妇女慈善大会。在大会期间，她见到了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慈善团体和慈善人士。她发现，许多著名的慈善人士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亿万富翁，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心怀爱心长年累月地坚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的慈善志愿者。 　　“比如法国前战地记者Yolanda，一直在用自己写作所得的稿费来做慈善。虽然她在一次战争的采访中致残，但她坚持每发表一篇文章，都会捐出稿费的40％用于慈善事业。” 　　回到国内以后，这些场景经常在刘霞的脑子里浮现。她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自己拉一帮志愿者搞个慈善组织呢!说干就干，很快一个以她为首的慈善志愿者队伍就成立了，最初的成员都是她的好朋友，像《中华工商时报》记者王志新、视觉艺术家麦子、《北京青年报》记者蔡春婕等人，都是被刘霞拉来的“死党。” 　　 　　这买卖其实很合算! 　　 　　刘霞第一次走进新疆策勒县是在2007年，这里地属盛产“和田玉”的和田地区，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加之社会生活习惯的落后，这里一直是女性宫颈癌的高发地区。 　　尽管此前已经对策勒县的情况有所耳闻，但真正来到这里，她还是被吓了一跳：到处是沙漠、戈壁，方圆几十里内几乎看不到人烟，大风吹起，尘沙到处飞扬，浩瀚的沙海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尽头。 　　与刘霞同行的还有她的好友曾经援疆三年的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姜淑清以及其他几位志愿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医疗设备，为策勒的妇女进行宫颈癌的免费普查，地点设在县医院的大院里。由于新疆村和村之间路途遥远，加上当地的妇女思想观念很保守，就算免费检查，要把他们都聚集过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志愿者们决定，凡来接受免费检查的妇女，每人发一百元路费。检查进行到中午，得知很多妇女是五点钟就从家出发了，还没有吃早餐，志愿者们又跑了老远，买来热腾腾的馕，一分发给她们。 　　时至今日，刘霞和去过和田参加普查的几名志愿者会常常想起策勒县的一位名叫托合提苏力坦的维吾尔族女子。照片递过来，这是一个头裹纱巾，神情忧郁的少妇。刘霞说，她才27岁，是西部女性阳光计划普查出的第一名需要救助的宫颈癌患者。 　　托合提苏力坦被检查出患宫颈癌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如果要做手术治疗的话至少需要6000元，而这笔钱差不多是他们全家一年总收八的10倍!她的婆婆宁愿把她休掉也不愿意拿钱给她看病。 　　刘霞以及其他的志愿者决定把托合提苏力坦接到北京来治疗。由于语言不通，他们还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