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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四十年校庆时自省 　　１９３８年５月，北京大学四十周年校庆时，发行了一张《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此刊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纪念刊》登载有《北京大学建校四十周年大事年表》，及蔡元培、蒋梦麟、冯友兰、杨振声的纪念感言，还有为校庆而编的论文集的目录。《大事年表》与纪念感言相呼应，共同见证了北大四十年走过的轨迹。 　　纪念感言中蔡元培提到北大开风气的几件事?押如建立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蒋梦麟、冯友兰、杨振声则主要谈北大的历史和它的性质。冯友兰认为，北大的历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理由是，一般说北大的历史，皆追溯到前清的京师大学堂。照当时的奏定章程看，京师大学堂实拟办成全国惟一的、最高的学府，它身兼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和国家最高学府两个职能；大学堂的管学大臣既是国家主管教育的最高官员，又是大学的校长。它的性质，是继承历代的太学。考之京师大学堂开办之由，冯友兰此言不差。 　　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维新之后，在当时改革旧教育、学习西法、推行新教育的呼声中兴办的。１８９８年２月，光绪皇帝下诏办大学堂。在四个月之后宣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中，即有“开办京师大学堂”一条，并批准了总理衙门所上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由梁启超起草，规定了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各地方教育的样板，又是国家最高教育机关。１９０４年，清政府设学务处，将兼管全国学务的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专管全国教育事务；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至此全国最高教育机关和大学堂始告分立。１９１２年，蔡元培任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稍后冠以“国立”二字，又改大学堂总监督为大学校长。严复为首任北京大学校长。 　　以北京大学这段历史来印证冯友兰此说，自然有道理。因此冯友兰又提出，抗战结束后北京大学回到北平以后应该重定校史，新校史应从汉朝的太学算起。不仅如此，汉以前亦有全国最高学府，则北京大学的历史还可上推。如姓名可考，历代的太学祭酒，可列为北大的前任校长；历代的国子博士和助教，可为北大前任教授；历代的太学生和国子监生，可列为北大的老同学。冯友兰还提出，无论北大的校舍在什么地方，都须设一总办公处于国子监衙门。北大举行的大典礼，都应在国子监的彝伦堂或辟雍举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表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教育，以此提高民族意识，鼓舞民族精神。冯友兰终生坚持对北大历史的这个看法，他晚年写的《三松堂自序》之《北京大学》一章中，仍然提到这一点。并且表达了心中情愫：“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很不相称。” 　　蒋梦麟的纪念感言中也提到北大与太学的关系，但与冯说有同有异。蒋梦麟在简单地追溯了北大四十年的历史之后发问，欧洲大学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国，它的大学为什么只有四十年的历史呢？他也认为，中国的大学的历史应该从汉代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不过太学随朝代的更迭而改变，欧洲的大学则不随朝代的变换而改易。中国的书院起自宋代，亦有千余年的历史，也随朝代的更迭而改变。太学之名，后代或改为成均，或改为国子监，其性质未尝不同。戊戌变法以后废除科举，废除国子监，废除书院，以学校代之，是则可以视学校为太学与书院的继承者。京师大学堂自开办之日起，一般人皆视为太学，并以大学堂的毕业生准折科举的某某功名。而且大学堂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当时国子监学生的监照费，这也可以证明，清朝执政者把大学堂视为国子监的替身。 　　但蒋梦麟以一现代教育家的眼光，又认为北京大学及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与太学实有很大不同，它是新时代的产物，是在东西文化交流激荡之后出现的新事物，它在性质上、组织方法上都不能与太学同日而语。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蒋梦麟继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全面整顿北大。特别是理科的建设大大加强，网罗了一批当时国内一流的科学家来校任教，蒋梦麟是北大任期最长的校长，对北大的建设和发展多有贡献。他在这篇感言中说：“大学之组织与国子监不同了。国子监不过为政府行政之一部分，大学组织，参照西洋大学组织法，成为有组织的团体，在法律上成为法人。法人能继续存在，不因政治变迁而中断。民国之北京大学与前清之京师大学堂为同一法人，不因辛亥革命而中绝。” 　　对于北大这样的性质和地位，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教员，特别是接受了新思想、新风气的教员是自觉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当时许多教员对北大寄望所在。北大著名教授杨振声在《北大四十周年的自省》感言中说，“北大老了”，这是当时社会上的流传说法。但这“老”字是善意的敬老还是一种讽刺和嘲弄？旧的北平学界流行这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