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尘封哲人.docVIP

历史尘封哲人 　　 少年时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新名词词典》，读到“张申府”这个词条，关于他的历史只简述到被民盟开除盟籍为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于是向父亲询问。他回答说：“申府先生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在救国会的老同事。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犯了错误，如今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养起来了。”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张申府《续所思》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二十世纪80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 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二进院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聊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一位知识分子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那时还不时兴“口述史学”的名词，但我后来做的事，也是这个路数。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像《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邃密求真：从数学转向哲学 　　 　　 数学是科学的规范。 　　哲学是学之学。科学利用厚生。哲学正德明伦。 　　――张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革命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