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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官气节与厄难 　　中国历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65380;勾搭成奸。姜光常常趁崔杼外出时跑到他家与棠姜宣淫，并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崔杼发现后，愤怒异常，设计捉奸。他谎称有病，不能上朝议政，淫欲如火的姜光觉得这是找棠姜寻欢的好机会，哪知崔杼早有准备。姜光到了崔杼府上，见棠姜不出来，还以为她不知圣驾光临，便抱着柱子唱歌，企图勾引她前来承欢。不料此时大门忽然关闭，埋伏在暗处的武士一齐冲出，姜光见势不妙，慌忙翻墙逃走，被武士一箭射中屁股，从墙上一头栽了下来，武士们遂上前将这个淫王乱刀砍死。 　　庄公姜光虽然因与大臣的老婆通奸而被杀，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于是齐国的太史对这一大案做了记录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照写，崔杼照杀不误。但他过于相信刀斧的威力，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照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照写。崔杼见如此杀下去，不但不能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反而罪过更大，只好罢休。南史氏听说崔杼不再杀人，才放心地返回住地。 　　齐太史不畏强权#65380;不怕牺牲#65380;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国太史，也以直笔写史而名传后世，但崔杼为隐恶而乱杀史官，却给后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可以想像，崔杼如果将手中的屠刀一直挥将下去，写史的人再多，终有斩尽杀绝的时候，而历史的真相，也将被彻底掩盖。于是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开始采取口传史事的办法，或是多用“曲笔”以避祸。 　　司马迁评论《春秋》#65380;《左传》说:“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班固也对当时的史籍作出如下评论:“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传》#65380;《谷梁》#65380;《邹》#65380;《夹》之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由此可见，即使是头号圣人孔丘先生所作的《春秋》，对于有“威权势力”者的所作所为，只能用口头传授的方式，由师傅传给弟子，再由弟子往下传。靠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势必使史事失实或传出几种说法，结果为后世的史家#65380;学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崔杼只是一朝的大臣，就可以滥杀史官，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老爷，杀起史官来就更不在话下。继崔杼之后，两眼盯着史官，动辄审查#65380;篡改史书的皇帝#65380;权臣不乏其人。 　　东汉的班固，就险些被皇帝杀掉。班固之父班彪为续《史记》而著有《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彪死后，班固回到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家乡，整理老父遗留的史稿，立志完成父亲的遗业。不料后来有人上书告密，说他私修国史。明帝刘庄即令逮捕班固，并将他父子的史稿全部没收。班固的弟弟班超为救老哥，随后赶到洛阳，上书陈述班固著书的用意。刘庄原以为班氏父子的史稿中可能记录了皇帝的丑恶之事，但亲自审查之后，觉得内容并无违碍，而且文笔极佳，于是便下令释放班固，并任他为兰台令史，参与编修国史。假如没有班超上书援救，而史稿中又有犯忌之处，班固即使不被砍头，恐怕也要在监狱里长期安家。 　　东晋中叶，大司马桓温专权，视皇帝为傀儡。桓温自恃威势，素有篡位称帝之心，曾抚枕慨叹:“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西海公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65380;骑兵5万北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省淇县东南），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3万多人。桓温南征北战，屡建大功，这是他军事生涯中一次最大的败仗。在他的手下做参军的孙盛，博学多才，曾做过著作佐郎，写了一部晋代史书，取名《晋阳秋》，当时被称作良史。《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桓温这时权势正隆，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紧锣密鼓地为篡位做准备。他看罢此书，大为恼怒，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的那样，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意即要是不改，我将杀你全家。 　　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哪知孙盛生性强直#65380;不畏权贵，不但不接受儿子的请求，还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