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个求助者书信情缘.docVIP

我与一个求助者书信情缘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曾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先后4次给我写信。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落款的名字前又为什么先冠上“一个真诚求助者”、后冠上“一个不该忘记您的人”、再后冠上“一个知恩难报的人”这类感情色彩浓烈的字眼？时间已过去10多年了，至今我与这位“真诚求助者”也尚未谋面，但他的一次次来信宛如发生在昨天。他的每一次来信，都是对我心灵的一次震撼，都促使我考虑该如何做人，如何当记者。 　　这是发生在1993年至1995年间的一件充满真情而又令人振奋的事情。 　　 　　一 　　 　　1993年7月，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省通渭县某村一个名叫张振国的陌生人的来信。他在信中苦苦恳求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解救被人贩子拐卖到江苏丰县梁寨乡的妹妹――张淑英，使她早日脱离失去人身自由的苦海深渊，重新回到甘肃与家人团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有一妹妹叫张淑英，乳名英英，一年前被人拐卖到江苏丰县梁寨乡一户农家做儿媳。去年五一前，我叔父随甘肃白银市公安人员到丰县解救，不料，梁寨乡派出所从下午3点多钟一直拖到深夜12点钟才去解救，因走漏风声，人被转移，结果解救扑空。 　　去年8月初，我又到该地，多次和这家人交涉，但这家人称：打开窗子说亮话，英英是我们花了两千多元买来的，你是带不走的。这次虽未能解救出妹妹，但了解到了上次解救扑空的真实内幕。当我叔父跟随白银市公安人员来到梁寨派出所时，该派出所一面借故拖延时间，一面托人通风报信。于是，这家人将我妹妹五花大绑，先藏在一远房叔父家中，等到夜深人静时，再绑到一三轮车上，拉到20里外的花楼乡一亲戚家中藏身一周之久。 　　去年11月，我和叔父跟随通渭县公安人员第3次到丰县解救，在解救出家的过程中，遭到了其家族成员的围攻和殴打。他们撕毁了公安人员的衣服，抢走了所带的手铐，最终我妹妹被他们揪着头发撕扯而去。我妹哭叫着让我们救她，而我们被围困着不能前行。我妹又一次未获解救。 　　从那时到现在，我妹曾来过3封信。从信中得知，她现在的处境比以前更加艰难，对她的看管更加严酷，连一个囚犯都不如。她现在对生活已经绝望。 　　这件事给我们全家带来的不幸实在不能言尽，为此事我们已负债累累。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恳切地请求周先生怜惜一下我的妹妹，利用在当地做记者的职务之便，尽快解救落难的她，让不愿在那里生活的我妹早日得以重见天日，和家人团聚。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全家人将终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 　　我是在得到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王云峰的指点，获得地址和邮编后，给您写信的，您可怜可怜我们吧！ 　　信末的署名为――一个真诚求助者：张振国。 　　这是张振国给我的第一次来信。 　　在收到张振国这封信的同时，我的同事――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王云峰也给我发来一信，“恳请老周相助”，帮助解救被拐卖妇女张淑英。 　　这突如其来的两封信，犹如投入水面的巨石，旋即打破了我正常的采访生活，在我心灵深处激起极大的波澜。面对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相助还是沉默？如果相助，采用什么办法最有效？如果解救不成功，会不会“缠事上身”……接二连三的问题不断袭来，在我脑海中激荡翻腾。我同情张淑英的落难，是张振国来信所表达的正义力量彻底“制服”了我的心灵。我下定决心：在这场正义与邪??的较量中坚定地站在正义一边，决不退缩，决不动摇。我将信带回家给爱人和孩子看，家人看过信后也都是义愤填膺，全家都支持我对受害妇女张淑英伸出关爱之手。 　　因丰县是徐州市下辖的一个县，归徐州市管。经再三考虑，我决定向时任徐州市委书记的李仰珍报告，请他过问解决。我写好一封信并附上张振国求助信复印件，以公函形式寄给李书记，请求他解决。然而，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怎么办？我和家人万分焦急。我判断，信很可能在中途被工作人员“短路”了，李书记没有看到。此时，正值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我便决定“闯会”，求见参加会议的李仰珍书记，当面向他汇报，求他解救。 　　见到李书记后， 我询问他收到我的信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重新写一封信，并附上张振国求助信复印件，请您阅处。他当即答应。为防止他收不到信的情况再度发生，这次我写好信后来了个“公函私寄”，在信封上赫然标出“私人信件”4个大字，好让他直接拆阅。这第二封信寄出去后第3天，即当年7月30日，徐州市委办公室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李仰珍书记收到信的当天就批给市公安局了，要求“要千方百计，尽快解救出受害妇女”！8月1日，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胡广松给我打来电话，称即将去丰县解救。后又被告知，8月3日张淑英已由市“打拐办”和市妇联的同志护送回甘肃老家。对张淑英被解救得如此之神速而又干脆利落，我又惊又喜，甚至有点不敢相信。 　　于是，我立即将张淑英得到解救并被护送回甘肃的喜讯，传达给甘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