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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成就-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与知识分子的经世　　 摘要： 清代是满人建立的政权。在统治汉人期间，文化上，清廷一方面严酷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却积极编修《大清一统志》，并且在这一点上与知识分子产生了某种互动。虽然清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然而这一特殊的现象也给后人留下了思考的余地。本文试图将目光从清廷编纂一统志逐层转移到知识分子中的章学诚，来描述这一现象，即：清廷的治世思想与知识分子的经世观的趋同。 　　关键词： 《大清一统志》 章学诚 经世观 　　 　　清代是由满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异族政权来统治汉人并非易事。清廷在统治汉人时，其在文化上的种种举措因矛盾心态表现得非常复杂。他们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和唯一性，严酷镇压汉人的反抗，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文字狱，康雍乾三代被视为清朝文字狱的鼎峰时期。但是，除文字狱外，清廷在主持编纂史书方面却表现得异常积极。他们模仿前代的举措，纂修《大清一统志》。这无疑是清朝的治世思想的一种表现，一方面是为了取得汉人，特别是汉人知识分子的认同，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全国各地的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等内容来巩固其长期的统治。可以说，这一举措是为政治目的而服务的，但使得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中的知识分子在修纂方志史书上面产生了互动。这期间，清廷编纂《大清一统志》的规划与文人的经世观念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清代的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 　　在 　　中国，地方志是最古老的史书，梁任公曾评价道：“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着，则一府州县志而已。”［１］随着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地方志记述体例和种类也不断增加。 　　伴随方志的发展，全国性志书也有修纂，如隋有《隋区域图志》，唐有《元和郡县图志》，宋时编纂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元、明两朝开始了《一统志》的编纂，分别著有《大元一统志》和《大明一统志》。在清代，《一统志》的编修则是前代的集大成之作。同时，方志学也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在清代趋于兴盛和成熟。 　　清代继承了自元、明以来《一统志》的编撰。清代《一统志》的编纂，不仅次数之多、体例之完善为历代之最，而且对方志编纂的促进与方志优良传统的形成也是元明《一统志》所不能及的。据记载，最早是顺治十八年河南巡抚贾汉复自发编纂《河南通志》。到了康熙十一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修《大清一统志》。于是清代官府下令各地编纂地方志，并以《河南通志》为样板。这就表明了清廷第一次修《一统志》的大致成书形式：自朝廷到地方，由上自下谕令编修志书，并且以已经完成了的《河南通志》为样板。州县志成而修府志，府志成而修通志，自下而上汇集和修纂，最终而成《大清一统志》。这其中，清廷并没有特别设馆纂修，而是由各地汇集后编纂。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骤起，清廷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平叛上，各地的修志工作难以继续，而当时修成者并没有多少人，耽误了《一统志》的编修。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春，大学士明珠上奏，请求在兵事停息之后，即行纂修《一统志》书。康熙曰：“是。”让礼部具体商讨修志之事。在清廷设立《一统志》馆后，于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命： 　　“纂修《一统志》，以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宋德宜，户部尚书余国柱，左都御使陈廷敬为总裁官。原任左都御使徐元文，内阁学士徐乾学、翰林院学士张英、詹事府詹事郭菜、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庶子曹禾为副总裁官。翰林院侍读彭孙?、周金然，检讨徐嘉炎、吴任臣、金德嘉、吴苑、王思轼，中允米汉雯，赞善黄与坚，候补中允胡会恩，吏部郎中颜光敏，大理寺评事高层云，见修明史食七品傣姜衰英、万言二十人为纂修官。并命陈廷敬、徐乾学专理馆务。”［２］ 　　可以说，清廷十分重视这次《一统志》的编纂。其中，明珠，武英殿大学士，《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明史》的总裁官；陈廷敬，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三朝圣训》、《明史》等书的总裁官；徐乾学，《明史》的总裁官，曾因“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受到谕奖。馆内其余各官亦为当时知名学者。康熙二十五年，圣祖诏谕《一统志》馆诸总裁官： 　　“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定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几之余，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卿其勉之。”［３］ 　　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徐乾学遭弹劾，被迫乞归。徐乾学在临行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