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买刑”：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追问.docVIP

“花钱买刑”：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追问 阅读次数： 307 编者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举措之一的刑事和解制度，近几年来一直是刑事法学界研究的重点。无论是在提高司法效率，体现刑法谦抑性，适应行刑社会化、个别化、轻刑化发展趋向，还是在强化对犯罪人的改造、维护被害人权益等方面，刑事和解制度均凸现了其独特的价值功能。 毋庸讳言，自刑事和解制度诞生之日起，对其正当性的追问也随之而来。最重要的质疑即为花钱买刑。日前，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了一次围绕刑事和解正当性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特殊之处在于，邀请了不同法学学科领域的学者共同探讨这一话题。这种跨学科的探讨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本期法学版择其精华，刊出要点。 过度夸大被害人作用导致走形 □于志刚 在目前的刑事和解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操作中，均存在着过度抬高被害人的地位、过度夸大被害人作用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刑事和解的变样和走形。 从实体法的角度，在刑事和解制度的运行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深刻反思和回答的： 第一，被害人有无刑事实体处分权？ 在中国，关于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多数人认为仅限于轻微案件。我认为犯罪客体才是决定被害人有无刑事实体处分权的唯一标尺。在单纯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中，充分的经济补偿方式对被害人利益的修复更具现实意义。被害人利益的修复即认为公共利益的诉求得到满足。但是，在犯罪侵害社会、国家的法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由于此类案件利益侵害的不特定性和广泛性，被害人是没有刑事处分权的，如果此类案件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来说是越权，对司法机关来说则是典型的不作为。例如，妨害公务罪。 第二，被害人有无谅解加害人的权利？ 一个完整的刑事和解程序包括前后接续的三部分：一是加害人和被害人签订刑事和解协议；二是被害人向检察机关请求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三是司法机关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因此，被害人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刑事和解能否实现。但是，被害人的谅解仅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发生事由，刑事和解的真正重心在于检察机关的审查同意权。被害人无实体处分权的案件中，司法机关不能认可所谓的和解协议；即使被害人有实体处分权，那么它在程序上却表现为一种请求权，请求检察机关对和解协议予以认可的权利。在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非形式上的审查。那种以为只要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即可适用刑事和解的观点，无异于将刑事和解等同于民间私了。 第三，从宽处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真诚悔过是整个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仅有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充其量只表明恢复了被害人个体的被侵害利益，却不能证明受损的社会关系已经得到平复，并且可以免受再次侵害之虞。足量甚至超量的赔偿不等于真诚悔过，它必须结合案情和其他因素综合认定：如果加害人表现出了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则不能认定为真诚悔过，反而必须通过刑罚对加害人进行特殊预防，否则难免给人以花钱买刑的印象；在加害人是累犯的情况下适用刑事和解也要慎之又慎，累犯是刑法中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和国家对累犯的态度是背道而驰的。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被害人取向的复活？ □张建伟 刑事和解不可避免要联系到刑事司法制度及其改革，在一本讨论这类问题的英文著作《从犯罪政策到被害人政策》的封面上就可以看到一个副标题：重新设定司法制度的方向。 西方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纠纷解决不应只是国家的官方资产，也应交给有关当事人，让他们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无须官方沉甸甸、冷冰冰的刑事司法机制的参与，加害人和被害人在一起有可能找到解决冲突的更明智方法。西方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实现这一理念，需要严肃考虑扩大审判外的调解。在许多意义上，非正式的冲突解决模式优于正式的。在处理主要针对个人实施的轻微犯罪时，非正式的模式更值得青睐。 这些观点，与中国法律人在讨论刑事和解时提出的看法如出一辙。 讨论并接受刑事和解，实际意味着被害人取向在和解案件中得以复活。不过，这不是一种完全的被害人取向，因为被害人虽然有参与案件最终处理并表达意愿的机会，但不能以他们的意愿决定性地左右案件的处理。当然，被害人取向对于国家取向毕竟有一定的动摇作用。昔日这样一种观点是无可争议的，即民事诉讼采不干涉主义，即不以职权干预，听凭两造之自由处和。既经告诉于检察厅，即不许和解。因刑事采干涉主义，犯国家之刑法，不可私和也。（《诉讼金鉴》）不仅如此，刑事公诉制度之产生与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防止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和解而使国家刑罚权落空。如今提倡刑事和解，对于这一公诉理念显然有所颠覆。 支付一笔可观的赔偿金给被害人是促成和解行之有效的催化剂，这毋庸讳言。不仅在中国，西方也有学者建议，对于自愿支付赔偿金的，可以从轻量刑，这也是一些国家正在做的。例如芬兰立法规定有附条件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