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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市民梦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这是一个“80后”“90后”占主体、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 　　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和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人数已经达到1亿,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成。在庞大数字的背后,这批青年人已经成为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 　　 　　两代农民工的打工梦 　　 　　21岁的电焊工张军和48岁的电工老刘住在同一个工棚里,他俩的铺位并行对着,中间隔着一台电暖气。 　　初中还没毕业时,因为父母都在外打工,张军经常泡在网吧里,已经70多岁的爷爷奶奶实在管不了他,张军就被父亲“勒令退学”,随后被带到了父母打工的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2008年奥运会前夕,张军被父亲送到了淄博市一家技校,学习了3个月的电焊。2009年春节刚过,张军就被父亲交给了在北京做电焊工作的舅舅老刘。 　　在北京某地铁工地上,张军是绝对的“新生代”。工作一年后,张军给父母带回了1万多元。 　　虽然当初还有继续读书的机会,但张军放弃了。对于原因,一旁的老刘插话说:“前途无望呗,现在他做的工作,工资比有的大学生要高,如果继续读书,还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机会。” 　　老刘的儿子去年从济南大学毕业,本来学的是机电工程数控专业,结果却在济南卖起了手机。老刘觉得为了孩子读大学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学以致用,“半辈子的心血白费”。 　　老刘属于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1994年他从农村到县城打工,做的是电工机修,当时每个月可以挣四五百元。距县城13公里的家里还有9亩地,种了小麦和玉米,每天下午4点钟下班后,他便以飞快的速度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家种地。 　　2004年之后,老李离开县城去了烟台,后来又去了威海、大连,在这期间,老刘一直在当地的船厂做电焊工。2008年年底,老刘来到了北京。其实,即使在外打工,每到收麦子的季节,老刘还是要赶回家去。他说:“地是老本,打工只是一部分,农民不能离开土地,有了土地,至少全家的口粮没问题。” 　　刚刚出来闯世界的张军对于未来还没有太多的想法。春节回家时,父亲答应帮他在离北京最近的燕郊开一个电焊门市。“顺利的话,以后就能在北京安家了。” 　　 　　打死也不回农村的新生代 　　 　　2月27日,此时北京的天气还略显寒冷,位于虎坊桥的一个以农民工就业服务为主的人才市场迎来了新一年的首场招聘会。虽然第二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但却难掩农民工们找寻工作的无奈。 　　熙攘的求职人群中,一些穿着入时的年轻身影往来穿梭。入口处的一长排招工广告牌,引来不少年轻的农民工驻足观望,张军的老乡陈耀也在其中。 　　“我刚到北京几天,因为父母之前就在北京打工,我就跟过来了。”来自山东济宁的陈耀说:“今天才开始找工作,还没有眉目,但凭我的经验和技术,在这儿找个月工资2000多元的工作应该不难。” 　　1989年出生的陈耀虽然还不到21周岁,但他已经有了5年的工作经验。初中刚毕业,陈耀就同村里几位稍长的年轻人到深圳打工,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一直在深圳一家私企做技术工人。 　　对于自己4年在深圳的打工生活,陈耀显得很无奈,“我当然也想要和城里人平等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待遇,更想成为城里人,但外出打工不仅工作不稳定,也很难完全融入城市,光一个户籍问题就已经把我们排除出市民范畴了。” 　　不光是户籍问题,住房问题也让陈耀头疼不已。为了省钱,陈耀和父母在北京南苑租了一间平房,一家三口“蜗居”在1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一个月租金是320元。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房价太高了,很多城里人和大学毕业生都买不起房,对我来说简直想都不敢想。要是找到工作后能住上集体宿舍就好了!” 　　明知道自己只是大城市的过客,但陈耀还是表示不愿回乡务农。“我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了,基本上不会干农活,真要是回去种地,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的确,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关系来讲,他们对农事一窍不通,做不了农活,也不熟悉农村的文化,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像金融危机发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返乡后,觉得在农村都呆不下去。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声称‘打死也不回农村去’,都想留在大城市,实在留不住就去中等城市或小城市,回到农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当前条件下,他们几乎不可能真正在大城市里扎根。”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新生代农民工与新一轮用工荒 　　 　　春节过后,“民工荒”随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及邻近的东莞等城市的农民工缺口大约有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