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的物的交付与所有权的移转(王利明).docVIP

标的物的交付与所有权的移转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传时间:2002-6-5 原告：某市某镇粮油收购站 被告：某市某镇红星农场 (一)案情 原告与被告于某年2月18日签订了一份购买300吨小站大米的合同。合同规定：每吨l500元，价款共计45万元。同年8月底，由被告送到原告处，经验收合格后，原告即支付全部价款。合同订立后，原告按合同规定向被告支付了4．5万元定金，在此合同订立之前，被告曾与第三人(某食品加工厂)订立了一份购销50吨小站大米的合同，交货时间也为该年8月底。当年7月，被告的水稻因遭虫害，致当年大面积减产。8月底，被告向原告交货时，提出因水稻遭病虫害而减产，只收获了250吨小站大米，由于还要向第三人交付50吨，所以只能向原告交200吨大米，剩下100吨愿以农场所产优质大米替代。原告提出，不能接受被告的替代交付的100吨大米，要求被告应将拟交给第三人的50吨大米也交付给原告。被告不同意，原告遂在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强制被告交付所收获的所有250吨小站大米，并赔偿原告的利润损失。同时，虽然合同未约定违约金条款，但按《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的规定，应以总价款的25℅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并应双倍返还定金。 （二）对本案的不同观点 关于被告是否应交付另50吨小站大米的问题，存在几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250吨小站大米是种类物，在交付以前，所有权没有发生移转。原告并未对这250吨大米享有所有权。由于被告在与原告订立合同以前就已与第三人订立了合同，因此应当履行与第三人的合同。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250吨小站大米不是种类物，而是特定物，原告在与被告订立购买300吨大米之时，这些小站大米就已经从大米的同类物中分离出来，从种类物转化为特定物。而由于特定物的所有权已从合同订立时发生移转，所以原告已对此享有所有权，原告无权将另50吨大米交付给他人。 第三种观点认为：大米都是种类物，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如果被告只能交付200吨小站大米，另100吨可以以优质大米代替。 关于违约金的支付，也有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中并未规定有违约金条款，因此，不应让被告支付违约金。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因遭受病虫害而减产，其主观上并无过错，因而不应当承担违约金责任。 (三)作者的观点 根据原告、被告双方订立的购销大米的合同规定，被告应向原告交付300吨小站大米。后来被告因水稻减产不能交足300吨，被告提出仅能向原告交付200吨小站大米，另100吨可以优质大米替代。那么，在本案中，被告除应向原告交付200吨小站大米之外，是否还必须交付拟交付给第三人的另50吨小站大米？这确实涉及到该小站大米究竟是种类物还是特定物，及所有权是否在合同成立时即发生移转的问题。所谓种类物，是指具有共同的特征，可以以某种规格度量衡等加以计算，并可以以其他物加以替代的物。所谓特定物，是指具有单独的、不可代替的特征的物。根据许多学者的观点，种类物自交付时起才特定化，其所有权自交付时起才发生移转。而对于特定物则应适用不同的规则。如果财产为特定物，在未交付之前所有权未发生移转，则出卖人便可以在交付之前将一物数卖，如不将特定物交付给第一个买受人，导致第一个买受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落空，其债权无法实现，而第一个买受人只能根据出卖人的违约行为，请求出卖人赔偿损失和承担其他违约责任。这样，很可能助长出卖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一物数卖，甚至投机取巧，买空卖空，从而会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如果特定物的买卖不是从交付时起，而是从合同订立时起转移所有权，则出卖人不能再以该特定物为标的物与他人订立买卖合同，否则，将构成对第一个买受人(新的所有人)的所有权的侵犯。因为第一个买受人在合同成立以后，已成为标的物的所有人，出卖人将该财产再转卖给他人，实际上是出卖他人的财产。第一个买受人也可以依据其所有权对抗第三人，即可以请求第三人返还财产，确认第二个买卖合同无效。 然而，上述观点都只是对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一种学理的探讨，就大陆法传统而言，物权变动模式大体分两种：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其中意思主义可分为纯粹意思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形式主义又分为物权形式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上述学说实际是采纳了法国、日本的意思主义模式分析问题，认为特定物自合同订立时所有权移转，种类物自特定化时所有权移转。而我国民法采纳的是债权形式主义原则，合同只产生债权关系，仅有合同当事人单纯的意思还不足以使所有权发生变动，必须与登记交付等物权公示行为相结合才发生物权变动。如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规定并没有因特定物或种类物而有所不同，而统一规定：无论是何种财产，均从交付时起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