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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郑州　450002) 　　[摘要]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文化的可离析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这一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模式选择和建构机制，融合了至少20世纪以来关于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各种积极的探讨和主张。 　　[关键词]中国哲学文化；继承创新；哲学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34-06 　　 　　一　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 　　 　　文化创新既是一个领域的创新，又遍及各个创新的领域。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创新在核心内容上显然就是哲学创新，包括哲学内容和哲学研究方式、研究手段的创新。创新是当今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哲学脱困与建构的首要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国传统哲学新生、马哲中哲西哲集成整合性创新的研究，乃至马、中、西三大体系哲学生态现状的拷问，等等，已成为哲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着力研究的重点。大家正在期盼中国新的哲学文化。 　　中国新哲学应当是在现有中国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不可能撇开现有的“哲学生态”凭空诞生，新哲学的诞生有赖于对现有哲学资源的整合、挖掘和利用，哲学资源和哲学经验的共享是哲学创新的必要前提。近年来，大力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重估国学价值，重振国学，加强与西方哲学文化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学习借鉴西方哲学研究的经验、优秀成果以及西方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创新能力，特别是立足于当今社会实践，确立中西这两种哲学视域，继承借鉴中外已有的优秀哲学文化成果，创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其呼声渐高，行动趋实，成效初萌。我们的主流话语是，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动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继承创新是任何哲学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现代社会主义学说时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哲学文化创新与哲学文化继承密切相连。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继承不是因袭，而是继优承粹，是扬弃。扬弃包含着批判，更意味着创新。创新是最好的继承。继承与创新、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辩证的统一。 　　 　　二　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近现代等历史时期。每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化无不是继承创新的结果，并且又具有各个历史时期继承创新的不同特点。 　　运用西方近现代的某种思想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实施解构、整合或重构，是20世纪以来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一大景观。其中，主要是授西学入儒。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生命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将这些不同的流派和学说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新儒学相结合，分别建构了“新理学”、“新心学”等理论体系，对于推进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代化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宋明理学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探寻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的最后根源及其合理性，探究践履和完成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的方法或途径，即理学家所谓的“本体”与“功夫”。崔大华《儒学引论》评论说：“宋明儒学的功夫、本体之学，即性理之学，或简称理学，是在扬弃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回应佛学的挑战并吸收其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来阐述这两个主题的。”[2-1]并且作为儒学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宋明理学“实现了对儒学基本思想新的、高于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升华”，“实现了对佛老思想的批判和消化”，[2-2]完成了之前中国哲学天人之辨向宋明哲学理气、心物之辨的主题转换。同时，作为宋学，在研究阐释儒学思想理论的学术方法上，对于汉唐经学显然更加是脱胎换骨的变革。因此说，宋明理学是继承创新的新儒学。 　　汉代儒学继承了先秦儒学以“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思想核心的理论主题。不过，与原始儒学相比，汉代儒学有其新的、独立的理论内容和特色。第一，以经过改造的、增益了许多新内容的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和八卦思想为构架，纳入当时理性认识所观察到的全部对象，构筑了一个十分周延的，即在一切自然的与社会的事物间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