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实死亡”的实证考察及域外法律借鉴.docVIP

“证实死亡”的实证考察及域外法律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2008 年汶川地震造成失踪人员达 17923 人，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要求震区保险机构：“对于被保险人失踪的，按照当地政府提供的失踪人员名单，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保险金额的一半，一旦确认死亡即全额赔付。” 中国保监会这一高擎社会责任立场的临时性应急举措固然值得激赏，但是亦折射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难以因应现实需求的窘境。虽然无从探知吴定富主席所称“确认死亡”这个非法律术语的确切含义，但是遵循《民法通则》关于自然人死亡的规定，所谓“确认死亡”应当既包括嗣后发现被保险人尸体从而确定其死亡的情形，亦包括被保险人因地震失踪而被法院宣告死亡的情形。 　　据学者考证，宣告死亡制度萌芽于中世纪日耳曼法，成型于1763 年制定之《普鲁士失踪法令》，后为大陆法系各国普遍采行。 　　郑玉波教授曾就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意旨做出精辟阐释：“盖人既失踪，则其有关之权利义务，必无法确定，此种状态，若任其长久继续，则不利于社会者甚大，例如财产之荒废，及配偶、继承人之不利等问题，均有善后处置之必要，因此法律上遂设有死亡宣告之制度，以济其穷。”《民法通则》第 23 条规定，因意外事故而失踪者，失踪满两年方可申请宣告死亡；《民事诉讼法》第184 条、第 185 条除重申《民法通则》第 23 条的规定之外，增加两项规定：一是明确宣告死亡的公告期为一年；二是规定“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无须失踪满两年即可申请宣告死亡，公告期亦缩短至三个月。《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的“经有关机关证明”条款，以“有关机关证明”取代失踪期限要件并大幅度缩短公告期，旨在迅速结束失踪者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考诸宣告死亡制度的发展史，大陆法各国立法例从未规定过”经有关机关证明”的宣告死亡类型。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的这一“创新”究竟是理论基础与实践价值兼备的结晶，抑或是立法者全凭臆断的产物，究竟有无实益?为全面考察实务现状，笔者通过“北大法宝”，搜集到 50 个法院根据“有关机关证明”做出宣告死亡判决的案例作为分析样本。 　　二、“有关机关证明”的实证考察 　　“有关机关证明”取代失踪期限要件并缩短公告期，实际上体现出立法者赋予此种“证明”以高度的可信性期待，这种期待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通过限定“有关机关”范围以及“证明”记载内容的可信性两项要素实现的，因此，实证考察即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有关机关”的范围 　　无论《民事诉讼法》抑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从未明确界定“有关机关”的范围。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关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受理宣告失踪、死亡案件应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法研[2008]73 号，以下简称《答复》），其中第二条指出：“…有关机关，主要是指公安机关，也可以包括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但不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下落不明公民的工作单位。”尽管《答复》的规范效力无法企及法律、司法解释，甚或根本不能称之为法源，但是其毕竟是最高人民法院就“有关机关”范围的首次表态，参考价值不容小觑。《答复》以列举与排除两种方式界定“有关机关”范围，其中，对于公安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完全列举方式，意即只有这两类机关才有出具“证明”的资格；基层自治组织及失踪者的工作单位被排除在外，看似不过是对前述完全列举的再次肯定，但亦体现出最高人民法院避免出具“证明”随意性的考量。 　　50 个样本案例中的意外事故均发生于《答复》出台之后，但是《答复》的精神显然未获各地法院足够的重视，样本案例对“有关机关”范围的界定仍显混乱，虽然不能据此认为这些案例属违法裁判，但是部分案例显然缺乏妥当性。样本案例中“有关机关”范围主要区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判决书未载明“有关机关”名称，仅指出“经有关机关证明已不可能生存”的有 14 件。 　　二是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的有26件，其中，被申请人户籍地与意外事故发生地重合的有 7 件；被申请人户籍地与意外事故发生地不是同一地域的有 19 件，该 19 件中，由被申请人户籍地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的有14 件，由意外事故发生地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的有 4 件，由其他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的有 1 件。 　　三是根据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调查报告等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的有 9 件，该 9 个样本案例均系被申请人因海难事故下落不明，海事部门综合事故发生及搜救情况出具证明。四是根据外国机构出具证明并经我国驻当地大使馆认证而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的有 1 件，被申请人丁某在毛里塔尼亚海域遭遇风浪坠海失踪，毛里塔尼亚努瓦迪布宪兵大队海事支队出具证明文件，并经我国驻毛大使馆公证认证。 　　（二）“证明”质量现状 　　考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