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规则中“空缺结构”.docVIP

选举规则中的“空缺结构” 　　故 事 　　 　　2006年12月，我的一位朋友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桩大事――以候选人身份参加了某直辖市的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朋友在该市的某高校任教，他的理念是“政治就是公益”，并一直试图向学生们亲自演示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范例。通过观察中国民主进程，他认为，日趋活跃的基层民主已经有可能把一个老百姓塑造成为立法者，所以，他决定平生第一次行使自己的被选举权，并邀请我做选举顾问。他说，磨了将近四十年的剑，现在才找到用武之地。 　　为了造势，我和朋友策划了一场校园演讲，我为他选择的演讲主题是：“行动中的政治――积极公民的自我生产”。学生们听说老师参选，立即蹦出一大群粉丝，并组成了颇具规模的助选团。同学们期待着通过民主选举这种政治魔术，自己的老师可以上升为“超女”意义上的明星。为了把一个人的参选事件变成公共的政治训练，我们组织助选团成员成立了“公民社”读书会，并临阵磨枪式地研读韦伯那冷静中透着煽情的“以政治为志业”并影响美国议会内外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以及中国的《选举法》和《代表法》。 　　在这种浪漫憧憬的烘托下，我和朋友把所有可以想到的竞选策略都聚焦到一点上：争取民意。我们认为，争取民意的技巧就在于把选举规则中的程序性权利用够用足；我们相信，如果说司法程序是运送正义的工具，那么选举程序则是运送民意的工具。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选举的实质过程时却发现，选举规则中埋伏着一些英国法理学家哈特所说的“空缺结构”――这些“空缺结构”或多或少阻却了民意由下至上的有效传递。 　　 　　发 现 　　 　　选举活动一铺开，为了优化竞选策略，我们经常挑灯夜战。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出牌时，我们发现，真正的困难不在于出牌技术，而在于无法知晓玩牌规则，我们每往前推进一步，都需要猜测游戏规则本身是什么。朋友和我都是法学博士，“找法”是我们的基本功，遗憾的是，从全国人大到直辖市再到市辖区最后到大学选区，一些对于参选人做决策至关重要的选举规则却在我们的苦思冥想中去向不明。比如，关于候选人的产生方??，从上到下都规定由选民小组“协商、讨论”，但是如何协商、如何讨论，如何由程序来保证讨论和协商的公开、公正，如何确保产生出来的初选候选人和正式候选人是民意忠实传递的结果，如何监督这个过程，这些问题，对于参选人和选民而言，是晦暗的，甚而是神秘的。 　　显性规则语焉不详的时候，隐性规则就开始伸胳膊展腿了。在选举进程启动不久，我们偶然读到了一份区选举委员会发给各选区分配“代表结构”的正式文件，这份文件并不对所有选民公开。文件规定，在我的朋友所在选区，正式代表必须满足“妇女1人、无党派人士2人、干部1人”的选举结构，从文件措辞来看，谁都能推定出这是一项硬指标。但是，按照正常的选举逻辑，代表结构应该由选民投票来决定，只有等到选举结果产生时才算水落石出，在计票结果出来之前，这个所谓的“代表结构”应该是充满悬念的。如果选举结果必须符合事先制定的“代表结构”，那么，悬念没有了，民意也就蒸发了。后来我们了解到，由上级选举委员会预定“代表结构”是全国通行的惯例，不过，在有些地方是指导性的，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后来，当朋友所在选区的正式代表结果公布时，果然完全符合上级预定的“代表结构”，对此，我们可以合理猜测，一只看得见的手或许已经替换了选举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如果这个“代表结构”真的是民意传递的结果，那么，无须请教数学高手，我们也知道，这种“巧合”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故事也有另一面：基层组织在选举工作中，对上级人大留下的“空缺结构”也给予了许多良性填补。从全国人大到我朋友所在的直辖市区人大所公布的选举规则中，都没有对“介绍”（宣传）候选人的方式给予富有操作性的细则。在推选候选人阶段，我和朋友对于在何种地点宣传，以及以何种方式宣传一直心中没谱，由于怕闯那根虽然未经标示但随时可能由暗变明的红线，我们几乎放弃了公开宣传。但是，在正式候选人的结果公布以后，朋友所在的大学创建了一种利用闭路电视连续滚动播出候选人宣传资料的方式，并在校园网的主页上嵌入候选人的宣传片。我在做调查时，有学生告诉我，他们正是通过食堂的闭路电视和点击校园网主页了解到正式候选人的情况的。该大学还充分发挥高校选民的结构化优势，为了保证投票人数，学校以班为单位组织学生前往投票站。我在投票现场询问了几个班的同学，他们说全班同学无一漏网，都来投票了。该大学所创制的这些规则虽然细碎，但是却对选举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增进选民的知情权和提高参选率上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然而，无论如何，从立法理论上说，选举程序都属于具有宪法性高度的法律文件，不应该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层次上故意留下太多“空缺结构”。然后再寄希望于地方组织来“因地制宜”地填补――无论是恶补还是良补。选举规则所具有的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