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公地悲剧”.docVIP

鄱阳湖的“公地悲剧” 　　鄱阳湖面临着“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等多种情况，显然仅靠一个简单的禁渔制度根本不能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必须有一种更加细致和更加精确的新模式来调控公共资源的管理。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目前中国被破坏比较少的大湖，被人称作“长江流域最后一盆清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湖泊也正在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威胁，生态链条上的关键物种――鱼类已经越来越少，影响了相关生物的繁衍生息，乃至整个流域人口的生活和生存。 　　虽然，这是因为受长江、鄱阳湖持续低水位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影响是人祸，即鄱阳湖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导致了渔业资源锐减。而对这种生态破坏行为的控制不力反映了当前鄱阳湖管理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 　　 　　失灵的禁渔制度 　　 　　为了保护渔业资源，早在1987年，鄱阳湖就开始在部分水域实施春季禁渔和冬季休渔制度。2002年开始，实施全湖春季禁渔。但是，全湖禁渔进入第五个年头的今天，渔民们却抱怨鱼越来越少了。 　　根据江西省渔政管理局的资料，鄱阳湖区共有1.9万多艘渔船，5万多专业渔业人口，过度捕捞一度使鄱阳湖区的渔业资源急剧减少。虽然全湖禁渔后，渔业资源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江西省水科所的统计却说明，2000年到2005年，鄱阳湖的水产总量一直在3.2万至3.6万吨之间波动，禁渔对渔业资源的恢复作用并不明显。而2006年以来，渔业变得越来越艰难，捕鱼量也越来越少。 　　 　　显然，禁渔制度没能阻挡住渔业资源减少的态势。而究其原因则在于，禁渔制度虽然能控制捕鱼的时间，保护鱼的繁殖和生长，但是却不能控制渔民们在捕鱼期的补偿性的疯狂捕捞。 　　鄱阳湖区的5万多专业渔业人口均以捕鱼为生，实行禁渔制度后，面临生存压力的渔民们在禁渔期前后抓住时机疯狂捕鱼。每年禁渔期前后一段时间，成千上万条渔船涌进鄱阳湖疯狂捕鱼捞虾。这种疯狂行为让“休养”不足的鄱阳湖继续透支。这种结局上演了“公地悲剧”――鄱阳湖渔业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在禁渔期之外，每个渔民都可以自由从事渔业生产，为了获取的鱼虾，渔民们不惜利用各种手段，有的人甚至采用非法的电网等工具来捕捞。 　　这种疯狂的无序捕捞最终导致鄱阳湖总体渔业资源的枯竭。即使周期性的禁渔制度也无法解决鱼类枯竭的问题，这是无序产权之下的必然结果。 　　而除了禁渔制度面对“公地悲剧”无能为力以外，另两个来自渔业以外的现象也是导致渔业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 　　1998年长江禁砂后，各地挖砂船开始进入鄱阳湖，到2001年鄱阳湖挖砂特别兴盛，一直延续至今。2006年由国内外生物专家组成的长江白鳍豚考察队统计，从湖口县至星子县约45公里，沿途有1600多艘大型采砂运砂船。挖砂会把湖底的底泥和草场大量吸走、清除，使鱼类生活、产卵环境受到极大破坏，最终导致“湖底沙漠化”。 　　江西省水利部门对鄱阳湖非法采砂行为进行了反复的执法整顿，但整顿挡不住之后的反弹。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也参与到采砂的行动中。很多乡镇将采砂权进行拍卖，将拍卖所得作为地方财政收入。据调查，鄱阳湖区某县，一年仅拍卖采砂权就拍出了1.2亿元，该县一个行政村将承包采砂场的一半转包给外地采砂者，一年就获得1200万元的收入。面对根基扎实、利益错综复杂的地方政治力量，并不能长期直接监督和并不具有强大权威的水利部门显得捉襟见肘。分散的地方利益成为挖砂现象持续存在的最大推动力。 　　另一个与挖砂相似的行为是围堰堑湖。如果说挖砂和地方权威机构有关，那么围堰堑湖则直接和鄱阳湖边上的住民密切相关。鄱阳湖边上的农民利用枯水季节湖底裸露的时机，用大型挖掘机筑起几米高的围堰，圈占湖泊水域。待到来年湖水上涨、又再次退下时，留在围堰里的鱼虾就成为围堰者的个人财产。 　　2006年底以来，这一现象在周边的乡镇中不断发生，在一些地方还形成了一股互相仿效的风潮。在鄱阳县莲湖乡匡山洲水域、余干县瑞洪镇沙塘池水域、南昌县蒋巷镇的梅家坟湖水域都发现了这种大型围堰，这些数十公里长的围堰动辄圈占数千亩湖底。 　　尽管这种行为已经引起了江西省渔政管理部门的重视。但按照《鄱阳湖管理条例》，湖中归鄱阳湖管理部门管理，上了岸的地域才归地方管理。于是，围堰堑湖属于职能部门的责任范围，地方政府对此并不会提供有力支持。而缺乏地方的支持，围堰者就能够利用其便利，采取各种手段规避职能机构的管制。另外，有限的执法经费也让执法人员对高大的围堰无可奈何。按当地价格，平毁稍大的围堰，每500米要花1万元，而几十公里的围堰就要花费数十万元乃至一两百万元，如此庞大的支出让执法人员力不从心。 　　 　　体制之病 　　 　　为何面对以上种种破坏行为，鄱阳湖的管理机构不能够发挥有效的职能呢？深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鄱阳湖区域的管理体制所存在的严重的弊病阻碍了管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