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银行监管边界和效率.docVIP

谈银行监管的边界和效率 　　全球银行监管是一个不断调适监管边界并着力提高监管效率的优化过程，我国应注重分析银行监管边界与效率问题，可以尝试采用成本有效性的分析方法，并重新审视监管中的一些关系，尽快创造条件实现从规制监管向原则导向监管的转变，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引领银行业向前健康发展。 　　中国银监会专门履行银行监管职责已经走过了四年多的历程，成功化解了银行业的高风险，推进了银行业改革开放，引领了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提升了银行业的竞争力，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涉及到监管边界与效率问题。 　　 　　不断调适的监管边界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受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影响，银行在“看不见的手”的范式下实行一种“银行自由经营制度”，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不受管制的，但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引起的巨大恐慌，彻底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金融监管理论，让人们甚至认为防止这种危机的再次发生是可以用任何代价来换取的，于是对银行业实施非常严格的监管，如采取利率管制、严格禁止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的混业经营等限制竞争性的监管措施，致使60年代许多银行盈利能力降低，竞争力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这种管制是以损失银行盈利水平和效率为代价的，反而使银行愈发地不稳定。在金融机构不断开展创新，要求放松利率管制、提高效率的压力下，一些国家在70～80年代摒弃了30年代以来建立的严格监管措施，转为一种较为宽松的风格，使银行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然而90年代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让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开始对银行监管重新审视，对监管的成本与效益进行理性分析，在银行体系的效率与稳定性的权衡中采取了一种更具谨慎的态度，注重监管法规的精细化、标准化和严格化，以此约束和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这就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目前绝大部分国家采取的规制导向监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界乃至企业界不断抱怨监管成本过高和过度监管成为影响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美国，萨班斯法案已经影响了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美国及他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积极性，被视为一种过度监管，要求修改该法案的呼声不断。实践也不断证明，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始终会领先于监管的对应举措和行动，任何再详尽再科学的监管规则也会滞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以英国金融服务局（FSA）为首的银行监管当局，大力倡导实行原则导向监管，其基本监管理念简言之就是把监管的主要精力放在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各种事无巨细的规则和指引上；强调公司高管层对达到监管要求负首要责任；让公司有机会以更加灵活、更具创新精神和更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监管要求，并以同样的精神进行自我监管。可以说，20世纪以来全球银行监管从“放松监管―严格监管―放松监管―审慎监管－原则导向监管”的演变轨迹，正是一个不断调适监管边界并着力提高监管效率的最优化过程。 　　 　　监管的边界与效率判断 　　 　　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业界分析监管边界与效率运用最多的方法，它主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一是银行监管的成本。银行监管的成本通常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和银行监管的机会成本。二是银行监管的收益。多数情况下将银行监管的收益定义为因银行监管避免了不稳定性从而所获得的利益。一般而言，银行监管的收益主要表现为促使社会总体福利水平、银行体系总体收入高和被监管机构收入水平提高三个方面。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成本和收益在现实中难以量化。事实上，银行监管水平不仅仅是银行监管成本的函数，监管机构员工的负责程度、银行运行的效率和银行监管机构的“内部因素”也将决定银行监管成本的水平。银行监管的收益也很难确定，即使是一种大概的估计也有一定的困难，再加上银行监管使得被监管机构收入的提高，并非是立竿见影的，在监管初期，被监管者的收入甚至是下降的。 　　为了克服前述缺点，业界最近提出了以成本有效性分析替代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当无法确定某公共项目具体收益时，可按目标的完成程度来计算其与付出成本之间的比例，若能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那么成本更低的方案当然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若监管成本相同的情况下，目标的完成程度越好，也就说明其越有效。故可运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在这种分析方法下，虽然银行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替代了银行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银行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银行监管是否有效。例如，下面这些可以测度的指标就可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提供一种较明确的度量标准：发生危机的银行的数目是否比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