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权利比较及启示.docVIP

中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比较及启示 　　摘要:由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追求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中侧重的方面不同,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有着很大的不同研究。比较中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对于提高中国现阶段律师地位,充分保障人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权利;正当程序;保障人权;中美律师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221-03 　　 　　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国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使现状,律师界将之形象地称之为“三难”:取证难、阅卷难、会见难。更有的学者详细论证为“十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律师在起诉阶段进行辩护难、举证质证难、辩论发言难、律师的正确意见被采纳难、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难、律师得到出庭通知和法律文书难、维护律师自身的合法权益难。由此可见,“法虽好,实行难”是《律师法》面临的显著问题。在美国,强调限制侦查机关的权利,律师以正当程序为基础行使职权,借鉴美国的辩护律师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的辩护律师制度,保障其应有的权利,实现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权利之比较 　　(一)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区别 　　在美国,律师调查取证权是被告人诉讼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拥有相当数量的的调查取证时的权利保障,以便能够调查案件事实,寻找可能对委托人有利的证据和法律薄弱点。首先,辩护律师的侦查技巧不受严格限制。辩护律师与检察官可以运用基本相似的侦查技巧,包括最重要的侦查方法――会见证人,也可以要求进行科学试验或对犯罪现场或物证进行勘验检查,并且法律规定检察官必须与辩护律师一起享用任何警察侦查获得的为被告人开脱罪责的信息材料。其次,辩护律师可以适用强制程序。由于客观上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能力不可与控方同日而语,因此给予被告方以强制程序的权利,即在证人不愿意提供对刑事被告人有利证明的时侯,被告方可以要求法院以传票传唤证人。强制程序成了被告方保证所有知道案件有关情况的证人出席法庭并宣誓作证的工具,保证了证人必须出庭并针对起诉方和被告人的提问做出???答,以检验其证言的真实性。第三,辩护律师可以配备独立的调查员。在公设辩护人事务所一般配有少量的调查者,私人聘用的律师可以雇佣私人侦探。这些调查员的工作是发现和证实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与任何调查员从事的工作一样,以被告人的利益为目的找出证人并会见他们。例如,在美国辛普森一案中,辩护律师就雇佣调查员(包括未参加此案侦破的警方人员)收集证据,其中甚至出现控、辩双方对现场遗留血样的化验分析而发生激烈冲突之事。 　　在中国,辩护律师虽然被赋予了调查取证权,但却受到诸多羁束。虽然新《律师法》在第35条(“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的规定中删除了《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律师调查取证中的一些限制性规定,给辩护律师仅凭“两证”(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实施调查取证的权利。但在实践中,由于中国一般老百姓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持一种信任态度,辩护律师很多情况下是得不到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协助。当律师调查时,由于这些单位或个人对辩护律师的调查没有强制性义务,所以申请调查取证往往成为律师的唯一方式。 　　中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因此律师仅能到审查起诉阶段才能调查取证,而取证的有利时期是案发初期,故律师必然丧失调查取证的最佳时机。即使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个人调查能力还是很有限,私家侦探在中国还游走于合法与违法的边缘地带,且法律严格禁止其介入刑事案件侦查。此外,中国的刑事诉讼在整体上属于一种能动型的政府和一套科层式的权力组织机制,强调证据调查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事情,自然排斥律师参与调查取证,甚至视律师调查取证是对国家公权力机关实施侦查行为的一种妨碍,使得律师有可能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律师调查取证还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有些律师视证据调查为畏途,何来调查的动力? 因此,所有这些就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所遇到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对策。 　　(二)律师会见权的区别 　　在美国,当被告人在被逮捕时就要被告知有权委托律师给予帮助,如果无力委托,政府将为其指定一名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在讯问之前还要重复告知这些权利。这样的程序要求给辩护律师有权在警察讯问被告人时始终在场提供了条件。美国司法制度还设置了具体的会见程序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权的实现,比如,一般不明确规定会见的次数、时间长短,允许在押嫌疑人可以随时与律师会见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