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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资源配置与分享探究 　　◆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对嫌疑犯近亲属权益维护缺陷的法理思考主要涉及我国现行法律对嫌疑犯近亲属权益保护的缺位和不足的分析,以求逐步完善法律资源的均衡化配置,实现整体社会的法治文明、社会和谐与嫌疑犯近亲属个体权益的统一。嫌疑犯近亲属的拒证权、精神损失救济制度的创建以及辩护权的完善与我国整体法律资源公平配置与分享机制的关系,是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对嫌疑犯近亲属权益的维护是个体性利益的表现,而我国整体法律资源公平配置与分享机制就是整体性的利益表现。 　　关键词:嫌疑犯近亲属 拒证权 辩护权 精神财产损失 　　 　　我国刑法规定,罪行个人承担,罚不涉及无辜亲属,嫌疑犯近亲属是独立于诉讼之外不应受到诉讼的牵连。但现实状况却与之相反,虽然没有达到封建社会直接“株连九族”的程度,嫌疑犯涉及的诉讼给其近???属带来的间接影响和对其合法权益的间接损害却也显而易见。 　　 　　嫌疑犯近亲属法律资源分享现状的人性探究 　　 　　(一)嫌疑犯近亲属作证义务的人性化剖析 　　对嫌疑犯近亲属人性的关爱,体现了对其合法权益维护的道德和人情伦理本源。在当前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人情伦理关系仍然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现状下,处理好人情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实现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前提之一,这也正是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的应有之意。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制度从单纯作为一项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定义务,从维护个体家庭、亲属关系的和谐稳定优先于个案的司法利益的维护,我国古代法律的文明程度和所蕴涵的人情伦理精神也由此得以体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大义灭亲”行为固然让人敬佩,使犯罪嫌疑人不至于逍遥法外而再危害社会,但其对人性的漠视和对人情伦理观念的打击更是发人深思。 　　从创建和谐社会层面来看,家庭的和睦乃国家和谐的前提。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追求的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实现法治和人性的和谐应该作为我国法制完善的方向。而法治文明的创建,有赖于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推进,当法律顺应人们的意志能为人们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稳定起积极保障作用时,人们就会坚持法律;换言之,法律若违背人们的意志,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感情利益和价值观念,冲击了人们长期信仰的道德观和人性基础时,势必会引起人们的抵制,由此法律的权威性就会降低,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引起立法者的怀疑,其最终必将被人们废弃。因此若排除亲属的作证义务,无疑对促进个体家庭的和睦与整体社会的和谐、法治的文明进步等双重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嫌疑犯近亲属辩护权缺陷的人性化剖析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辩护人分两类:律师辩护人和非律师辩护人。二者身份的不同导致享有的辩护权范围也不同,律师辩护人享有较非律师辩护人更为广泛的辩护权。在法学视域中,社会成员在推行法治过程中的受益状态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法律资源的实际分享。法律资源是指能够对主体产生利己效果的一切法律规范、法律程序及法律活动。法律资源的分享状态,既体现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及欲求受到法律承认与保护程度,也包括这些利益与欲求通过法律手段实现的可能。相比,法律资源的分享状况更能够体现出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实行法治过程中的实际境况与遭遇。由此,笔者认为,法律资源的分配均衡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而非律师辩护人在行使辩护权时,过分关注其与嫌疑犯亲属身份并无多大意义,因其亲属身份而限制其辩护权范围,更是违背法律的人性基础;相反,若赋予嫌疑犯近亲属更广泛的辩护权,至少与律师辩护人均等的辩护权,方能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精神。至于言说赋予嫌疑犯近亲属与律师辩护人均等的辩护权,允许其与嫌疑犯更方便的接触和参与诉讼,可能给办案带来更多麻烦和负面影响。律师辩护人作为辩护人也是为了维护嫌疑犯的利益,避免其受法律制裁或者尽量少地承受法律制裁,若谈与嫌疑犯的接触会给办案带来负面影响,也就不能否定律师辩护人也存在这种可能。 　　嫌疑犯近亲属为了不使嫌疑犯受法律的追究,会比律师辩护人尽更大的努力维护嫌疑犯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赋予嫌疑犯近亲属更广泛的辩护权不仅利于保障嫌疑犯的合法权益和基本人权等个体利益,也能促进我国法律资源均衡化配置的整体利益的实现。 　　(三)嫌疑犯近亲属精神损失的人性化分析 　　在我国这个历来注重亲情伦理的国度,家庭成员间的彼此依赖和重视更是法律所不能比拟的。在庭审过程中坐在旁听席上,神情最凝重、面容最焦虑和恐惧的一定是嫌疑犯的近亲属,在我国法治文明程度还不够高的现状下,他们的亲人被起诉关押,会不会被刑讯逼供、会不会遭受非人的待遇,这些对诉讼的恐惧和臆测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压力和他们所遭受的周围人冷语热讽的打击丝毫不亚于嫌疑犯本人,甚至比嫌疑犯本人还要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