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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个案研究在宽泛理论总结过程中效度问题 　　【摘要】近几年关于案例研究的论文中，采用单一个案研究的论文不在少数。诚然，我们可以通过特例性的解释模式去寻找并发展对每一个个案的完整解释，但通过单一个案的研究来获得一种宽泛的理论命题――这本身似乎应当由通则性解释来完成。基于此，笔者想要以本文为例，尝试着提出几点单一个案研究在进行宽泛理论总结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而讨论单一个案研究的效度问题。 　　【关键词】单一个案研究；宽泛理论总结；效度 　　一、问题的提出 　　张紧跟和庄文嘉首先注意到了社会团体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中日显微妙，他们整理了相关研究中的两种主要理论模式――公民社会与统合主义，并发现了这两种理论模式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即都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分析。作者则提出，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应该是两股动态交织作用的力量，继而，作者将着眼点放在了社会团体在这个动态互动中是如何影响国家这一点上，这又可以进一步细化为――草根NGO是如何影响政府的？笔者认为，作者到此为止的思路都是较为严密的，但在接下来的代换中则出现了问题：作者选择了广州业联会为个案进行研究，而他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草根NGO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并以此来弥补自身由于法律程序上的缺失而造成的合法性不足？如何利用政府网络和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草根NGO的行动策略意味着什么？显然，作者最终的研究对象依然是草根NGO与政府，但是，仅仅选取业联会这一个案例，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做出结论？让我们来看德沃斯对于案例选择的建议：“当需要获悉单一个案的全部来龙去脉时，我们采用特例性解释。但是当试图获得对更加宽泛的理论命题的一般性理解时，我们选择通则性解释”（德沃斯2008：198）。范埃弗拉也在他的书中提到“对案例研究的第二种批评（即案例研究的结果不能推广到其他案例）倒是有些道理，但这种批评仅适用于单个案例研究。单个案例研究对确定理论的前提条件（激活或放大理论效力的背景条件）而言，的确是一个差劲的实验”（范埃弗拉2006：52）。看来，范埃弗拉早已对单个案例研究的效度问题提出了质疑。下文笔者即以《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一文为例，试图找出几点单一个案研究在进行宽泛理论总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二、分类与建立理想型的随意性：从业联会的行动策略说起 　　毫无疑问，类型学与理想型都因其“结构性”的描述方式而具备了提供完整研究架构的特质，而可以避免研究者只专注于某个偶然发现的或者是片面的结论。正如德沃斯所言：“类型学和理想型是保存个案整体性的绝佳分析途径，它将大范围的特征纳入考虑之中，以期建立个案的整体蓝图，而不仅仅是关注属性特征”（德沃斯2008：212）。作者对业联会的行动策略进行了分类，分别包括掺沙子、拜老师、接定单、创制选票市场、提交民间立法草案、寻求媒体支持与结盟友这七点，这种分类本身对于文章结构性的建立而言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其中的问题也十分明显： 　　1．缺乏比较论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作者确实并没有标榜这个分类是可以推广的，而单纯是针对业联会的例子对行动策略做出总结，因此这一点上其实是不存在问题的。但笔者之所以依然对此进行论述，主要是考虑到这样的分类容易让人拿去套用――而这样的套用是不可取的，此外，可以推广的分类的确是需要的，本文没有做出这种可以推广的分类正是单个案研究的问题之所在。文中想要总结的是草根NGO在进行非正式政治互动时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作者应当在对较多的草根NGO进行调查之后再来做这样的总结，否则则无法确定业联会的行动策略其前提条件到底是不是草根NGO组织？具体到模型上而言：若我们想要推断的是A→B，但A的身份很多，它是“NGO”、它是“广州的”、它是“孙威力领导的”等等，到底是哪个变量导致了最终的B呢？很难说。这就需要相似案例的比较论证，当我们可以提供另几个案例，而这几个案例的相似点仅仅是“NGO”，且结论都为B时，我们才可以认为B中的所以分类都是源于A的“NGO”这个属性。 　　2．单个案的特殊性。关于这一点，作者也已经在文章中做出了说明。他们承认本文所描述的非正式政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看来，作者也已经意识到，案例的选择对于研究的影响是十分大的。业联会是草根NGO，但它也具备着一些并不是所以草根NGO都具有的特殊之处，问题出现了：这些特殊之处也许恰恰就是造成文章结论的起因，那么，这样来自于业联会的而又是针对草根NGO的研究结论还站得住脚吗？比较明显的例子便是关于孙威力等人的领袖之特殊性，作者一再强调这种“领袖型组织”，认为在本文的个案中，“非正式政治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孙威力等维权骨干在资金、精力、和时间等方面的无私投入”。我们也注意到，在作者总结的七个行动策略中，孙威力依靠其强大的社交能力与个人关系在多个策略里都起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