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8.pptVIP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 我国文学批评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形态的过渡表现在王国维身上，表现我中西批评的会通交融。传统批评的某些特点在他引进的西方理论的刺激下发生作用，逐渐酝酿成一种新型的批评。王国维宣告了古典批评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拉开了现代批评时代的序幕。 《红楼梦评论》——误读中的批评新视景。 《屈子文学之精神》——“以外化内”与“中西会通” “第二形式美说” “人间词话”与境界说 《红楼梦评论》——误读中的批评新视景 1905年，《论近年之学术界》：论佛教对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的冲击；“自宋以后至于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1904年，《红楼梦评论》，第一篇具有批评思维方法启蒙意图的论作。（按传统批评的印象式，妙悟式鉴赏和实证式考据。——共同的欣赏力和判断力，阅读背景，“利根人”），理论化/明晰化/系统化。 世界文学名著等级的“绝大著作”。批评“考证之眼”，，提出要“破其惑”，（索隐派）“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考证/审美批评。“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 《红楼梦评论》，非妙悟式，印象式的评点，而是智性的，思辨的，逻辑的，着眼点始终在作品审美和伦理精神的总体评价上。 “人生与美术”的关系：文艺的价值“忘物我之关系”“观者不欲欲者不观。”从日常“生活之欲”所导致的痛苦中得到解脱（叔本华） 贾宝玉的故事，是一个象征“生活之欲”的历炼及其最终获得解脱的过程，并进而以西方文论中有关悲剧能“洗涤”人精神的观点，论证《红楼梦》的悲剧特征。 关于悲剧的认识： 将贾宝玉“衔玉而生”的“玉”比附解释为“人生之欲”的“欲”，认定《红楼梦》开头所述有关石头误落尘俗的神话，暗合西方的宗教“原罪”说，并论小说的基本结构也就是写“原罪”的惩罚及其解脱，这也是削足适履，生拉硬套。《红》的“玉”，如果说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是指人的灵明本性，东方式的哲学。 ２５回“通灵玉蒙蔽遇双真”。（误读）王国维忧生伤世的性情，在叔本华与《红楼梦》中同时找到共鸣点。 王国维的误读，是带有目的性的，背后有着对现代批评新思维的渴求。把作品纯粹看作代表作家人生体验的一种符号和象征系统，运用推理分析，从中读解普遍的人生价值和审美价值。虽然有点牵强附会，但却尝试了一种现代性的批评视野和方法，以前所未有的理论思辨力，给当时当时学术批评界以强烈的刺激，以西方批评思维的长处来补足我国传统批评思维的短处，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１９０５年《论新语之输入》：论中西思维的不同特点：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之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 《屈子文学之精神》 １９０６年，《屈子文学之精神》，力求对屈原《离骚》的美学特征作总体把握，将目光集中到三者的关系中：历史文化环境——诗人的人格与创作心态——作品的审美特质。王国维本文的核心概念是“欧穆亚”（Humour ）叔本华：”幽默依赖了一种主观的，然而严肃和崇高的心境，这种心境是在不情愿地跟一个与之极其抵牾的普通外在世界相冲突，既不能逃离这个世界，又不会让自己屈服于这个世界。”当处于幽默的心境时，将深邃的严肃隐藏在诙谐有趣的外表之下，使严肃更显得“照耀全局”。王国维借此解释屈原创作心态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美学精神。 春秋战国的道德政治思想二派：老庄／南方／想象／理想／“遁世无闷，嚣然自得”，孔墨／北方／感情／坚毅／“改作社会”，屈原综合南北文化的特点，兼有“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对待社会既不满又不能超脱，始终处于一种无法消解的矛盾与困扰之中。“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遂生欧穆亚之人生观”。这两种心态此起彼伏，对立统一，造成一种人生姿态的尴尬与困扰，无可逃脱，深感无聊，只好以诙谐游戏的形式抒愤泄郁，表达无可奈何的情绪与坚毅执着的人格精神。 王国维指出《离骚》中蕴涵“亲”与“寇”两种情思的象征描写交替出现，其实就是诗人矛盾心境的折射，也是他深悲极憾的一种调节和自慰。所以幽默不只是喜剧性的，而主要是悲剧性的美学范畴。是悲剧性的崇高与喜剧性的诙谐的结合。王国维第一次真正从美学理论高度准确地阐说了屈原创作的基本特征。 《屈子文学之精神》，是现代的批评思路结合传统批评的某些手段和材料，其中的概念推理与审美分析的结合，是传统批评所缺少的，体现了王国维革新传统批评的新思路：不是以西替中，不是以外来批评理论颠覆和取代传统批评，而是“以外化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