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doc

??? 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里，必然有一部分是针对痛苦和烦恼而发的。他教导或启发一种方式帮助人们解决精神上的痛苦，或安顿人们的情志。梁漱溟谈到何为宗教时，指出宗教的两大特点，其中之一是，“宗教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其事务”,的确，如何安顿人的骚动不已的情志，如何解决痛苦和烦恼，这在各个民族文化里都是相当重要的议题。也就是说，文化对人的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方式安顿人的情志。“礼仪之邦”的名声。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道德范畴非常发达，从孔、孟直到程、朱的著作里俯拾皆是。历代统治着都要强化道德意识，或者简直标榜以“孝”治天下；伦理学中“克己”和 “恕道”两端都是要人收束己身的；孤立一人的时候就“克己”、“修身养性”，与他身发生关系的时候就讲“恕道”，推己及人。这个伦理学的架构是很完整的，目标是很远大的，而且有至少二千年历史实践，让传统伦理作充分的表演。那么在中国人能够自我反省的时候，是怎样评价数千年道德陶冶之下国民的德行修养呢？ 他们的看法似乎和传统伦理学指向的目标有较大的差距。这些启蒙者都沉痛地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冷漠、自私、缺乏同情心、缺乏理解心，缺乏对公共事务热情的国民。远在无死之前，梁启超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功德》里，就说中国人私德发达，束身寡过，独善其身之士多，而敢为公益事业奋斗尽力的人少。“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挤排之，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应当指出，梁启超在这里谈的还是比较皮相的，他仅仅指出一个外观，不如他在《说幼稚》一文分析得深刻，通过儿童性格观察分析，针砭国民性。他说，“偏狭自私，又稚子之通性也。幼而阔达，时或有闻，然千百中不易一睹矣。其在常儿，则以偏心为常态，稍激即怒，好不容忍，而自私之心亦最盛。手持一物，亲爱见索，未易让也。”这是因为儿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极端的个人主义。“故幼稚之国民，舍个人主义外更无他物也。”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应该理解为自私自利和私人本位。 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安顿中国人的情志呢？也许它包括了好几种方式，有着比较丰富的内容。限于和题目的关系，笔者不能一一论及。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所谓东方式的解脱之道。虽然不能说阿Q性格本身直接就等于这种解脱之道，但它们实在有一脉相承，暗中贯通的方面。尤其是在传统文化日渐萎缩，生存环境日渐恶化，挑战越来越严峻的条件下，这种安顿情志，解脱痛苦和烦恼的方式，就愈加塑造了国民阿Q式的卑劣性格，愈加促使阿Q精神渗入中国人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东方的解脱之道实际上已经走上了阿Q的道路。 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道德伦理是教人做仁民爱物的仁人君子的，而私人本位或未开化的利己主义则是指只有己，不知有人的，两者居然会有微妙的联系，正是中国式的道德加强或暗中助长了中国式的利己主义。数千年来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私人本位性格的国民性的形成，“仁义道德”固不能辞其咎。它施于国民性的影响，不在于它表面倡导的言词教训，而在于它整个架构的深层法则。传统伦理学给人最明显的外观是对个人德行自我完满得孜孜讲求。朱熹《大学章句序》：“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如笔者上面论述的那样，人的“心”遭到整体的压缩、抑制和扑杀，个体不能获得组织、安排、支配自己生命历程的条件与能力，人的精神性就处于未成熟状态，一如人的未成年。这个时候，来自外面的指导、教育、训示就特别重要，就像父母督导儿童那样。如果不是通过道德规范紧束人“身”，而是让人欲横流，很可能就不成其为世界了。以道德规范约束、压制一个一个的“己身”，以及把伦理架构放在整个文化中极重要的地位上，这一切都说明对“身”的模塑，是和对“心”的模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传统伦理学提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范畴就是修身，这包括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等一系列修养内容。《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属于个人德行修养的范围。因为所格之物毫无例外是“天理”，即外在性规范，所以最后的落脚点“致知在格物”，实在就是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这个过程统而言之，就是修身。所以“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0]传统文化以修养“己身”为伦理学基本出发点，这种状况最明显地表现于“伦”字的词义，中国社会被称为人伦社会，“伦”是什么意思呢？按《尔雅》的解释，“伦”就是波纹，石子投下水形成一圈圈扩散的水波。每一个“己身”就是一块石子，把自己投入社会里，泛起一圈圈的“伦”，而同“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