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简史第五章总结.doc

第五章 第一节 董仲舒关于三大文教政策的主张及其关于教育作用和道德教育的思想，在教育上的地位和影响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春秋》公羊学派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育生涯。汉景帝时担任博士官。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他的三篇对贤良策，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以“德教”为核心的儒家治国之道，获得汉武帝赞许。先后做过宗室贵族易王和胶西王的相。晚年去职家居，专门著作讲学；他的著作，后人整理为《春秋繁露》一书，《汉书·董仲舒传》中载有《举贤良对策》等。 一、《举贤良对策》中三大文教政策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主张，在他的《举贤良对策》中，集中体现在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上。这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兴办学校以广教化、育贤才 董仲舒认为，推行德教方针首要措施应该是兴办学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重点应放在办好太学上。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办学宗旨，一是养士育才，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辟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二是推广教化，即“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理想境界。二者本是相辅相成的，贤才的典范作用促进习俗的改善，而教化的推广又为贤才的培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关于太学的管理他主张：“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董仲舒提出的这些原则在汉代太学中被充分采纳。 （二）行选举以拔擢贤才 董仲舒注重尚贤使能。他针对当时任用官员的“任子”制和官员凭借资历递升“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的两大弊端，认为其结果“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据此，董仲舒主张建立常规化的选拔贤才的制度。他建议：“使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贤者有罚。”董仲舒的建议为汉代察举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独尊儒术以统一思想 确立正确的、统一的指导思想是治国方针的根本。董仲舒认为秦朝之所以“十四岁而国破亡”就是因为“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汉初废除了秦代苛法，但由于推崇黄老无为之术，不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建树，结果形成“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乱局面，统治者不能平持一统”，以致“法制数变”，官员百姓则“不知所守”。这很不利于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为此，董仲舒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一独尊儒术的主张，实际上是要求实行思想专制，达到以儒学统一思想的目的。这就有效地发挥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主张 （一）教育对人性的作用 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通过人的本性来说明教育作用的思想。在人性论问题上，他调和孟荀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认为“天”创造人类时赋予了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他认为天有阴阳，禀之天的人性中有性有情。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因此，人有贪仁二性，人性兼含善恶的要素。 人性中有善的要素，但这善的要素并非即是善，善的要素必须通过人为的教育，才能使它进而为善。所以他说：“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为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性如茧如卵。卵待复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要使性成为善，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这里。 然而，他认为教化“为善”工作应由帝王来进行，这是上天给予帝王的责任。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可见董仲舒是从抬高君权的角度来论述教育作用的，把教育看做是王者必不可少的权力。 董仲舒明确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划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这种“过善”之性的人，指的是封建帝王以及周公孔子一类人物，是其他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天委派他们制礼乐、立法度，统治教化万民。所谓下品的“斗筲之性”，乃是“诸斗筲之民”或“小人”生而只有“禽兽之性”的恶性。这两种性都是特殊的，前者是超乎一般人之上的性（极善无恶），后者则是不及一般人而不能列为人类的性（至恶无善）。这都不能看做是一般人的性。所谓一般人的性，即是“中民之性”，或称“万民之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名性”。这种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只有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但不可以教化成为圣人。这种人指除上品、下品之外的一切人，凡已取得人身独立的人全都包括在内。这部分人是当时政治和经济制度赖以存在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