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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部门应主动介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监管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土地问题始终是关系农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的土地逐渐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然而，在土地承包经营的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事件。由于政府机关职能设置中的不完善和农村工作的复杂性，使得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此普遍存在消极畏难心理，导致该领域内的行政监管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 　　本文试从工商部门的市场监管职责及有关法律依据着手，来论证工商部门介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监管的可行性。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乡、村频频收回农民承包地重新发包 　　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最突出的矛??，是乡、村，尤其是村经常利用各种理由收回或者调整农民的承包地，重新进行发包，或者招标承包和租赁。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乡、村两级经费比较短缺，国家再三强调给农民减负，不许乱收费，收入又没有别的来路，因而就把收地和发包作为一种生财之道，通过土地发包与民争利，并且乐此不疲。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较多农民弃农务工、经商，土地常常被抛荒，这些土地也成为重新发包的一个来源。 　　 　　(二)市场化发包手段被滥用 　　在土地重新发包过程中，招标投标等市场化手段近年来也有被滥用的情况。本来，农村土地主要通过家庭承包来经营，家庭承包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的、人人有份的承包，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主要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民主协商来发包。只有“四荒”及其他少数无法分割等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特殊土地，才能通过招标等市场化手段进行发包。但在实际中，由于利益驱动，乡、村常常以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等为借口，随意扩大土地市场化发包的范围。杭州市萧山区河庄镇向公村的村民黄某承包该村二垦的80亩土地已有10年，2005年底，该村村委决定对此不属“四荒”地的承包权对外进行招标，还将这块土地和其他三块土地共276亩捆绑成一标进行，并规定需付10万元押金后方能取得投标资格，南于黄某是特困户，因无力缴纳押金而被拦在投标门槛外，失去了土地。 　　 　　(三)市场化发包形式不规范 　　由于农村土地的发包工作一般是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组织实施的，他们往往缺乏法治意识和市场交易知识，在发包时，往往不注意程序，随心所欲，怎么方便怎么搞，结果是非驴非马。目前土地公开发包名义上多采用招标投标方式，但却名不副实，正规的招标投标应当让投标者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制作标书，提出自己的报价及相应条件，并只有一次投标机会。但在农村实施中，通常都采取公开叫价、价高者中标，类似于竞拍，因而投标者有多次机会。再者，招标投标不能泄露标底，但现在农村上地发包大都公开底价，说这是拍卖，但拍卖本应通过拍卖行并严格按规则进行。发包完成后，在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上，同样也是错误百出、概念混乱。 　　(四)串通投标等失范行为大量出现 　　随着市场化发包的增多，通过出通投标等方式来夺标的失范现象也大量出现，2006年以来，杭州市工商局萧山分局根据群众举报先后查获两起农村土地发包串通投标的案件，几乎都是公开进行串通投标。其中起案件的15名串标当事人中，居然有一名是刚动完手术还在休养中就被人抬到投标现场的，其之所以参与作案，完全是因为别人为了照顾其发财而拉其入伙。与这两起案件类似的情况在农村土地招标承包中还大量存在，众人串通起来分享集体利益正在成为通行的潜规则。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监管现状 　　 　　 土地是农民生存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被农民视为命根子，因此农村土地发包中失范现象的发生，往往引起农民强烈反应，并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等较为严重的事件。由于这类事件中往往交织着农民与农民间、农民与基层干部间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冲突，处理起来难度极大。以萧山分局处理的一起发包串通投标案件为例：发包投标后，原承包者不服拒绝退地，中标者在镇、村干部的支持下，将原承包者在田中种植的小麦强行犁除，最终导致各方矛盾激化，原承包者与部分农户通过多种渠道强烈要求政府进行处理。在上访请愿过程中，农民家属一度扬言以自杀相逼，场面憾人。 　　虽然农村土地市场化发包中存在大量失范行为，但目前在监管上却近乎空白，主要表现为： 　　 　　(一)司法监管中存在明显空隙 　　人民法院虽然受理了许多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的民事纠纷，但其2005年7月2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1条所规定的案件受理范围中，即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明确地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