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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理论从马克思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演化逻辑
市民社会理论从马克思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演化逻辑
内容摘要: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随时代的发展在当代开始演化。各时代的哲学家的市民社会理论基础在于其所面对的现实历史,是对其时代之现实的理论抽象。因此,市民社会理论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理论,它内含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本文通过对理论的梳理发现,市民社会理论从马克思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演化过程彰显了双重性格: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嬗变的同时蕴含着“改变世界”的永恒主题,这也正是市民社会理论演化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市民社会 马克思 葛兰西 哈贝马斯
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调整二者的关系,哲学家各有不同观点。黑格尔从“哲学主要是或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政治态度出发,在其《法哲学原理》中在学理上明确地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并详细地论述了市民社会的构成、性质、作用等,并认为官僚政治和等级(国会)可以起到中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作用,但是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继承、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而对于市民社会的中介只有无产阶级而不是官僚机构或者等级(国会),才能对依靠市民社会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克服市民社会这一课题提供答案。
19世纪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国家以不同形式、从不同的路向对市民社会进行渗透和侵吞。针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葛兰西、哈贝马斯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市民社会论者开始在文化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渊源及主体构成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正式构建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开始的。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国家相分离的原因、后果,指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郁建兴,2002)。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最早在公元1世纪由西塞罗提出,是指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在近代,英法启蒙思想家们广泛使用“市民社会”一词,但其涵义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文明状态,是政治国家的统一体,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洛克曾把市民社会与国家互换使用,并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而在卢梭那里,他所讲的市民社会状态指的就是(政治)国家。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康德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黑格尔超出康德式抽象把握和描绘“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现代世界中形成的”自由市场社会,是一个个人利益得到充分自由表现的社会。从而明确地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了区分,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代表个人利益。马克思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思想,肯定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但并不同意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及克服市民社会途径的论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继承和批判了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肯定了黑格尔区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思路,同时,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过来。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这里,马克思指明了不是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抽象性和神秘性,对市民社会作了总结性的规定。马克思认为,从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出发,从“物质生活关系”出发来解释市民社会,这是考察市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遵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这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实质上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马克思的“私人利益体系”中包括了经济关系的领域、社会关系的领域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由于在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中经济关系的领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就把它直接称为市民社会。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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