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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嬗变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清末民国时期，受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观念开始向近代嬗变，具体表现为由“怜民”演进为“责任”、由“重养轻教”演进为“救人救彻”、由“选择”演进为“全面”三个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特殊的社会背景，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处于新旧交叠转型之际，因此这一时期社会福利思想的嬗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显得尤为复杂与曲折。 　　关键词：清末民国时期 社会福利 思想嬗变 　　 　　社会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工业社会的伴生物。在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通常指国家采取的各种社会政策的总称，即凡是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物质、精神生活而采取的措施、提拱的设施和服务等都称为社会福利。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社会福利主要指慈善事业和一部分社会救济事业，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与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概念及当今所说的社会保障含义几乎相同。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从长治久安出发关注百姓的社会福利，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是在儒家追求大同社会的良好愿望和佛教所宣扬的布施精神等基本理念之上围绕家庭和宗族建立起来的，并主要是以慈善救济为主要方式。清末民国时期是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遽转型时期，在西方社会福利价值理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福利思想开始向近代嬗变，它不再是满足国民因生存而需要的单纯的物质救济，而是增进了精神生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本文就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嬗变进行探讨。 　　 　　从“怜民”到“责任” 　　 　　我国是一个有着“大政府”传统的国度，政府较早就介入了各项社会福利事务，但我国作为传统时代的国家，一直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结构方式，君主将国家视为私物，将百姓视为子民，“君主，民之父母”，故贤明的君主“保民若赤”、“胞与为怀”，官府将社会救济视为对百姓的怜悯和恩赐，百姓则将朝廷和官府的救济视为“皇恩浩荡”。这种“慈善”、“恩赐”的救济活动由于其强烈的怜民、爱民???彩而使受助者产生严重的自责或负债心理。 　　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先后迈进工业化门槛，人们逐渐认识到贫穷、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产生不只由个人因素造成，而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必然结果。因此，作为工业化推动者和组织者的政府对解决社会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享受社会的帮助则是公民固有的权利。如19世纪末英国出现的费边社会主义认为，国家要干预社会生活，“社会应该尽力给它的全体成员以同等的机会”，“应该保证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拥有起码的基本生活水平”（柯尔著、夏遇南译，1984）。近代以来，西方民治观念传入我国，“主权在民”的思想经过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而深入人心。面对灾难深重、各种社会问题丛集而生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和有良知的政府官员更是强烈呼吁国家在社会救济中应担负起主要责任。陈凌云在1936年所著的《现代各国社会救济》的自序中记述了欧美各国社会救济观念的变化：“社会救济事业，在欧西各国，历史已极悠久，……近年以来，各国多认社会救济乃政府对于人民之一种重要责任，在人民方面，则为一种应享之权利。故有抛弃‘社会救济’之名词，而改称‘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或‘社会事业’（Social Work）或‘公共协助’（Public Assistance）者”。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明确表示要抛弃传统的慈善恩赐观念，而将国家责任的观念引为立法的基本理念贯穿于《社会救济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的拟订过程中。1943年2月12日，社会部在将《社会救济法草案》送交行政院的呈文中写道：“本法草拟之际，遵从国父遗教，体察现代趋势，亦即摈弃慈善观念，而进为责任观念”（周建卿，1992）。 　　遗憾的是，由于立法本身很不完善，立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再加上频繁发生的战争和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但毕竟在西方国家“主权在民”观念的影响下，民国时期人们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慈善”、“施恩”的怜民思想，而将社会救济视为政府应尽的责任。这种把济贫救弱、福利民生的施政行为至少在形式上视为国家的职责，也是国民政府在施政理念上与此前我国历届官府根本区别之所在。 　　 　　从“重养轻教”到“救人救彻” 　　 　　清末以前，我国传统社会的福利制度是围绕着家庭和宗族关系建立起来的，追求大同社会的良好愿望和佛教所宣扬的布施精神成为这一社会主流的福利思想，其中“养”而非“教”民之策是传统社会救济的主要承载形式。这种“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虽然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发挥了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要的作用，但这种“养之而不教之做工”的方式不仅不利于受助者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且易导致“国赋虚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