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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要有更积极城市化政策 　　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已经两年了，成绩相当显著，但从我们的初步调查看，农村建设的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还相当突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农村建设中困难还很多。我们认为，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必须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路，采取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为农村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一、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不容易建设新农村 　　 　　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终标志是两个，一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第一条，政府规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这样两个新农村建设目标就算有保障了；有了第二条，政府规定的“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态良好”这些公共目标也就有了保障。但在我国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的情形下，这两个基本条件要实现是相当困难的。 　　（一）小规模农业经营不可能产生支撑新农村的新型农民 　　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的目标是18亿亩，而我国农户总数约2.4亿多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地。在这些农户中，约20%的农户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畜产品、水果、蔬菜、花卉等农产品。他们大体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年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其家庭总收入可以接近城市平均水平。其余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收入平均每户大约在3000―5000元。这些农民不仅不会有较高的私人生活水准，也没有能力承接较高水准的公共服务。由这样一些农户构成的居民点――村庄，只能是破败的村庄，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能不能在户均7亩地上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增加农民收入？非常难。因为良种、灌溉、化肥、除草剂和小型农业机械等技术是规模中性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对农产品产量进一步增加作出贡献的潜力已经不大，其显著作用只是节约劳动时间。从我们的调查看，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劳动节约技术。这种技术进步的综合效果是，提高农民单位劳动时间的收入，从而增加农民的隐性失业。如果农民不能利用节约出的劳动时间从事其他工作，这种技术进步就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能不能在户均7亩地上通过改造农业组织结构来增加农民收入？也很难。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的进步在我国被冠以“农业产业化”，其实它是指建立在农业专业化基础上的农业经济的一体化。事实上，农业产业化仍然是让农民节约了总的生产时间，而不是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农业高度产业化的条件下，服务农业的“龙头企业”从事更专业化的流通和技术服务工作，农民便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农产品流通领域和生产资料购买领域，甚至连地头上的工作时间也减少了。因为专业化的生产，某些短缺农产品常常会迅速增加供应，而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又很小，价格便可能下跌，如果农民的土地耕作面积不变化，农民的农业收入也会下降。 　　概括地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只是节约了农民的劳动时间，而不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不能指望2亿4千万农户通过这种进步直接增加收入。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是农民的兼业，让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增加收入。但现行的农民“兼业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 　　（二）现行“兼业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 　　尽管有官方的数据，也有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但还是很难确切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按一个保守的判断，可假设有1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包括配偶共1.4亿劳动力)在各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同样按保守估计，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带回农村的资金每年在8000亿元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全国农户平均每年新增约8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住房面积，其造价大约0.32万元人民币。仅此一项，全国农户每年新造住房的投资约8000亿元人民币。这样说来，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带回农村的资金刚好和农民的住房投资相一致。8000亿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它远远超过了国家对农村的全部投入。 　　一方面，农村常住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的住房在增加。每4年新增加的钢筋混凝土房子，可供1亿人口居住（每户60平米计）。这种矛盾的后果是我国农村有大约25%的住房常年没有人居住，其资源价值约2万亿元人民币（每平米按260元计算）。 　　由此产生的资源浪费还可以算另一笔帐。尽管农村常住农民人数以1.6%的速度在下降，但农村的户数却在以1%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新增加的分立农户除在一些发达地区不能获得宅基地外，其他地区仍然能获得宅基地。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占地已经达到约18万平方公里，按城市的容积率标准，应该容纳18亿人口，但实际上只容纳了约7亿人口。按目前的趋势，农村地区的人口容积率还在下降，农村的土地资源浪费趋势难以扭转。 　　还有一笔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投资账。全国县以下农村道路长度120万公里，村内道路约在250万公里左右，每公里按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