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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实施独立董事制度六大环境制约 　　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台之后，独立董事成了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成为我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时下，关于独立董事制的讨论沸沸扬扬，经济界、企业界和大众传媒界人士对此倾注了极大热情并寄予厚望，使我们感受到似乎中国公司治理中诸多久治难愈的痼疾，只要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就会很快消解。其实不然。公司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应对独立董事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一、产权环境制约 　　 　　诸多的实践证明独立董事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运行效果大大优于我国的运行现状，除了国外企业管理经验丰富、管理体制完善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产权环境。从法学角度讲，对于国外的公司，其所有者拥有两种权能，其一是对于公司财富的所有权；其二是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由于两种权能集于一身，他们可以很容易愿意让渡经营权和管理权，聘用独立董事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让渡管理权之中的监督权(英美法系中不设监事会)。然而在我国就是另一番场景了。由于国家或法人控股公司占相当大的比重，因而无论董事会或总经理都是没有公司财富的所有权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分属董事会和监事会(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现在要从这两种权能中让渡给独立董事的权利，这对于并不拥有所有权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来说是一个冲击。因而，他们更加希望独立董事是个不管事的“花瓶”、“顾问”，或者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是可以带来无限商机和滚滚财源的“宣传广告”。这样既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又实现了作为企业的目标。难怪在聘用独立董事时，出现了“人情董事”和“名人董事”现象，只要起到宣传、广告作用，或满足海外上市的标准就行。 　　 　　二、公司环境制约 　　 　　公司环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股权结构方面；其二是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就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状况而言，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创造良好的公司环境，无疑将大大推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 　　在股权结构方面，据统计，截至2001年4月末，在全国1102家发??A股的上市公司中，由第一大股东控股50％以上的就占了上市公司总数79.2％；第一股东为国家持股的占65％，第一股东为国有法人股东的占31％，二者之和所占比例高达96％。此外，随着近年民营企业在上市公司中的崛起，不少直接改制上市的民营家族企业控股平均水平竟高达60－70％，形成了新的“一股独大”现象。可以想象，如此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在国有股减持(将来尚应包括民营家族企业股权减持)举步维艰情况下，不大幅度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根本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的。 　　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一是公司权力机构的设置不合理，缺乏对公司“内部人”的有效制衡与监督机制。从权力机构设置来看，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董事会与监事会，在形式上属于由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他利益相关者(职工、社会等)的监事会构成的双层委员会制度。但是，由于董事会和监事会都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相互之间不具备直接任免、控制的权力，尤其是监事会在法律上只是被赋予了有限的监督权力，没有罢免董事的权力；缺乏足够的制约董事行为的手段，因此在实践中，《公司法》赋予监事会的监督权通常流于形式。从实际控制权来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系统可归结为单层董事会制度，因为只有董事会可以直接决定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代表股东利益，向股东大会负责。然而，我国《公司法》和深沪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都没有要求建立一般单层董事会制度所具有的独立董事制度，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权力设置中、缺乏足够的制衡机制以监督董事履行诚实信勤勉尽责的义务。二是董事会结构失衡，“内部人”和股东的代表控制了董事会，董事会难以承担受托责任。一方面，董事会中形成了由代表国家股或政府控制的法人股的“关键人”控制的局面；另一方面，在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中，董事会成员大多同时兼任公司经理层要职，董事会中“内部人”的比例过高。中国证监会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将近50％董事是由公司的“内部人”担任，而来自大股东的董事的比例则高达80％，目前尽管大多数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但其数量都在1－2人之间，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较低，难以形成一股对大股东代表和执行董事的制衡力量。这一制衡之无力感在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决议中尤其突显。《指导意见》第5条规定，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交由董事会讨论。此时若独立董事不认可该交易，而董事会仍凭借“一人一票表决”强行通过，独立董事除了只能在董事会议记录上表示异议外，便别无它选。从董事会运作方式上看，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对公司运作承担直接责任，《公司法》又赋予董事长在董事闭会期间代表董事会作出部分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