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震惊中外日本总领事馆投毒案.docVIP

1939年,震惊中外日本总领事馆投毒案 　　日总领事馆发生毒酒案 　　 　　1939年6月10日晚7时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在官邸举行盛大宴会，招待9日赶到南京的日外务省次长清水、随员三重以及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长官铃木、泽田、田中等。另外，南京伪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南京市长高冠吾等也应邀参加。总领事馆方面作陪的，除堀公一外，还有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堀公一对这次宴会的筹备十分小心，当确信安全措施万无一失时，才下令“开宴”。不料宴会开始不久，忽闻有人怪叫：“不好，酒里有毒!”立时众人皆惊，宴会戛然而止。堀公一当即命取老陈酒二瓶，倒杯内，神色紧张而又小心翼翼地观察，并用舌头舔了舔，细细品味。同时，他令书记官船山、警察署署长内藤对本次宴用的老陈酒彻底检验，又电令同仁会、有安、金城、慈惠等有关医院速派医务人员赶来，准备抢救。约过了15分钟，便陆续有人喊身体不适，且口齿不清，步履蹒跚。继而有人栽倒，赴宴的人几乎都呕吐不止。内田入席晚，饮酒偏少，中毒较轻，别人东倒西歪时他还算清醒，坚持指挥警署人员封锁官邸，全方位警戒并组织抢救。然而不久他也栽倒在地。在医院，两个贪杯的书记官船山和宫下中毒甚重，当晚死亡。余者经抢救活了下来，几天后分批出院。 　　出事的第二天，日方即开始了野蛮的侦破。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两个仆役詹氏兄弟身上。那么，詹氏兄弟何许人也? 　　 　　选择当卧底为抗日效力 　　 　　詹长麟，1913年出生在南京，15岁时入国府警卫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国府警卫旅被编入当时的88师，詹长麟随军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后来母亲病重，他回乡探母，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一天，詹长麟父亲的朋友王老先生主动提议将詹长麟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每月8块银元。 　　当时日本总领事馆招收中国仆役有4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不会窃听到日本人的机密；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日本总领事对詹长麟亲自面试，十分满意，便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负责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很快便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事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被人叫到鼓楼旅舍的4号房间。 　　詹敲开房门，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我叫赵世瑞。”他开门见山，“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詹长麟听了大吃一惊。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是当时收集外事情报的部门，主要负责收集日本情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了你，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固然危险，但毕竟是为国效力。詹长麟立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代号65，化名“袁露”，每月可领得10元薪金。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每天从总领馆回到家后，詹长麟用明矾水在白纸上记下当日获取的情报，水干以后就看不出来了。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把他写好的情报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也会从关公像后面取出上级给他的指令。 　　1936年2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都效力抗日，收集日本人的情报。 　　 　　在忍耐中寻找机会 　　 　　1937年8月日本总领事馆关闭，詹氏兄弟也暂时回家。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总领事馆改设在鼓楼旁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詹氏兄弟又进入日本总领馆做仆役。白天，詹氏兄弟仍然不动声色地给日本人做着仆役，刺探情报，晚上悄悄把情报传出去。在旁人的眼里，他们也许只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詹长麟立即把这一情报向上报告。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 　　 　　买回4坛老酒准备投毒 　　 　　1939年6月8口，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