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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四讲》读书笔记 中山大学 公共政策学 廖远 《民主四讲》这本书属于“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在缘起部分，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1]”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体现在《民主四讲》这本书中，作者是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分析西方民主的，正如他所说：“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介绍，也不仅仅是为了赞赏；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目的是要对西式民主进行批判和反思。[2]”通过批判和反思，我们能更好地发展适合我国的民主模式。 一、民主模式应体现时代性 民主是好东西，但其模式却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该如何对待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各种模式的民主？在作者看来，民主的实效是区别什么模式的民主是好民主的关键因素。同时，作者认为民主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正确的态度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应该不断探索实现民主的新方式。[3]”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我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是适合中国的？ 书的第一讲是民主的起源和演化，主要讨论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究为什么它会从“坏东西”变成了“好东西”。[4]书中说道，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5]很显然，这种形式的民主是最公平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最好的民主。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可以说最接近于这种模式，虽然雅典的公民只占总人口（包括奴隶）中的少数，但是在公民中，雅典人真正实现了民主。但是作者认为，今天讲民主时往往都背离了民主的原意。由于“自由”与“宪政”概念的提出，民主的适用范围被限制了，经过长期的异化，民主的原意被彻底颠覆了：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6]而作者认为，当“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实现了普选后，人民依然不能当家作主，因为选举的“贵族”、“寡头”性质还在。由于实行像雅典一样的直接民主不现实，因此作者认为民主的原则至少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担当公职的平等机会，虽然选举权的限制大大减少了，普选实现了，但是与此同时，当选者的财产资格也逐渐消失。这两个变化使人们相信，只要政府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它就是民主的；相反，只要政府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它就不是民主的。在此过程中，民主的概念被偷换了：从人民行使主权的政体变为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体；政治平等的概念也被偷换了，从公职分布的平等变为了选举权的平等。[7] 然而，雅典式的民主却被人们认为是“坏东西”，而异化的民主则被认为是“好东西”，这是为什么呢？从作者的观点来看，关键还是一个字——“钱”。雅典的民主模式最符合民主的原意，即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产生分化，一小部分人成为富裕阶层，而大部分人是穷人，如果真的让大多数的人民掌握政权，那必定会威胁富人的利益，特别是威胁到他们的财产。因此，当民主受到“自由”与“宪政”的限制后，富人阶层才终于接受了“民主”。正如书中引用雪瓦斯基的观点：如果有产阶级得不到对其财产权的保障，他们是拼死也不会接受民主的。[8]因此，作者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民主”都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民主，它们是异化后的民主、去势化后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经过“自由”、“宪政”、“代议”、“选举”、“多元”一刀刀阉割之后，民主已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穷人已没有办法利用它来实现他们最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富人也没必要害怕这种“鸟笼民主”，鸟笼内外依然是他们的天地。对有产阶级而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名，又无可怕的“民主”之实，这种玩意儿不是“好东西”又是什么？在这里，作者还引用了一句拿破仑的名言：“真正的治国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来行使贵族统治。”[9] 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作者看到现存民主模式存在的弊病，这点我非常赞同。现在的民主确实是有钱人的民主，穷人只能充当看客，而这还是在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民主都是拿来骗老百姓的。但是却不能完全否认当代民主的存在价值。一个事物在其特定阶段会有其特有形态，当蝴蝶还是毛毛虫时，我们可以骂它难看，却不能说它一无是处。民主也一样。我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它适应时代的发展。过去，雅典人实现了一种直接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