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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失语症考察 　　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更加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文，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结果任命下来，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之后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矮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要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