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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威尼斯贵族政治发展与转型研究 　　摘要：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受到来自民族国家的普遍威胁，陷入衰落危机。但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则是个例外。它在发展和调整其贵族统治结构的基础上，对贵族政府的运作方式和贵族阶层行事作风等方面进行改革和规范，成功地使共和国克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不仅对外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对内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还使共和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它的这套贵族政治的运转体制和原则对近代西欧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威尼斯；贵族政治；发展转型 　　中图分类号：K54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2-0131-06 　　近代早期，与民族国家的兴起相伴随的是西欧城市的普遍衰落与危机。孕育了文艺复兴灿烂文化的意大利城市首当其冲，城市国家纷纷覆灭，或被吞并或沦为周边大国的附庸。但位于意大利东北角的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却是个例外。它在这一时期克服了经济上新航路开辟所带来的冲击，政治上周边国家的战争威胁。不仅对外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对内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还使共和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威尼斯在近代早期的成功转型，在历史学家们看来，与其贵族政治的有效应对和统治密切相关。本文拟从威尼斯贵族政治体制和政府运作方式人手，分析其应对近代早期社会危机和转型压力的措施及其影响。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地区其他城市国家一样，威尼斯没有一部成文的法律规章来阐述其贵族政体的建立原则和统治方式。因此本文所论及的“威尼斯贵族政治”，主要指的是其政府职能，机构组成和各部门官员的主要职责等，以及作为这些组成要素基础的一系列基础性法律法规。 　　一 　　中世纪晚期，不仅是威尼斯共和国商业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其共和政体和贵族政府形成时期。11世纪至12世纪初，意大利地区的城市普遍经历了一场“公社革命”(the Communal Revolution)。伴随着西欧中世纪晚期商品经济的复苏，意大利中北部的那些实质上独立的，或者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或罗马教皇那里获得法律上自治特权的城市纷纷成立了自治的公社政府对城市进行管理。在这些公社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新兴富裕商人阶层和城市化、商业化了的贵族，他们在城市政治斗争中联合起来，通过暴力或和平的手段取代了之前城市里的专制独裁统治，抵抗经常性的教会势力或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地区代理人对城市的干涉。这些公社政府大多采用共和主义的模式米运行，通过成立类似“市民大会”的机构选举公社政府各级官员对城市各项事务进行管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并发展商业经济。其中，最早的公社政府出现在11世纪末的米兰、卢卡和罗马等城市。 　　威尼斯在这一时期同样经历了由附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总督君主制统治向贵族公社政府统治的转变。不过，同其他意大利城市如佛罗伦萨、米兰和帕多瓦在这一时期的暴力革命不同，威尼斯建立的这个新的贵族公社政府不需要与城市内的主教或城市周边的大封建领主进行斗争，夺取统治权，而是在自身内部进行政治体制的转变，因此这一过程是渐进发展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威尼斯的贵族公社政府不仅摆脱了拜占庭的封建政治传统的影响，还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方式减少了贵族内部的派系斗争，培养了一种更加稳固的城市忠诚感。 　　威尼斯建立贵族统治的首要任务是限制总督的权力。威尼斯的总督虽然从其诞生之初就是由泻湖区各定居点的民众代表选举产生，但由于受到东方拜占庭帝国政治的影响，早期威尼斯总督的权力很大，类似于君主。他同其身边的总督顾问委员会(the Ducal Council)组成的小统治集团成为威尼斯实际的统治者。而威尼斯早期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大会议”(the General Assembly，Concio orArengo)则被传统的大势力贵族所控制，总督的选举也逐渐被这样大贵族们所操纵。威尼斯总督的职位在12世纪里被大贵族米歇尔家族及其姻亲垄断长达62年。这一局面在1172年发生了改变。总督维塔雷?米歇尔二世(Vitale Ⅱ Michiel)率领的舰队在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失利，这激起了威尼斯民众和大会议中其他贵族家族的强烈不满，其回国后被暗杀在圣扎卡利亚教堂(San Zacearia)的门口。这起流血事件不仅终止了米歇尔家族对威尼斯的统治，更导致大会议在这一年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提名委员会来管理和监督总督的选举，同时限制总督的权力，总督不再拥有行政决定权，任何事务必须交由大会议和总督委员会讨论集体通过后方能实行。通过对总督权力的限制和行为的约束，威尼斯的总督逐渐失去了其类似君主的特性，转变成为贵族集体统治者中具有尊贵地位的人，不再具有政治上的实际权力，转而成为共和国的最高政治象征和代表。正如彼得拉克在135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