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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女性家庭财产权制度设计基础 　　清末变法修律之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在不同领导者的选择下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从女性家庭财产权角度来看，晚清政府虽大肆开展民事习惯调查运动①欲寻求“最适合中国民情之法则”,但其为应付时局草草出台的《大清民律草案》在总则编完全照搬西方法制规则，亲属编和继承编却着重运用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相沿的礼教民俗，这种截然不同的立法方法导致家庭财产分配在司法实践上既不能达到适用西方平等财产权的原则又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家庭女性财产地位低下的实际； 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国民政府尽管在立法上标榜寻求男女平权，但传统中国家庭财产分配习俗的深刻烙印却无法彻底消除，特别是在夫妻财产制方面立法者仿照瑞士联合财产制的设计并非旨在确立夫妻双方地位平等的财产制度； 中国共产党则在战争之际充分意识到维护稳定的经济基础是战争胜利的保障，认为以家族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下男尊女卑的家庭财产分配习俗既不利于家庭稳定又不利于经济发展并成为了根据地建设的阻碍，于是基于解放女性的理念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为女性取得家庭财产权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 　　一、革命根据地女性家庭财产权理念建立的思想基础 　　家庭财产制度是中国家庭的重要经济基础，从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历史来看，其核心内容都离不开对家文化及家制度的反思与变革； 从最终成效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引入的马克思家庭财产观稳固地扎根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