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古代文学】杨义：杜甫的“诗史”思维（上）.doc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杨义：杜甫的“诗史”思维（上） 　　 　　一　诗与史的异质同构思维特征 　　 杜甫诗学是一种充满着历史忧虑感的诗学。忧时伤世，哀国悲己，读之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审美崇高感、严肃感和悲剧情调，荡漾于诗行的脉络肌理之间。中国文化向来推重历史意识，置人与天的对话于历史之中，因而把杜诗这种崇高、严肃、沉重的因素，归因于诗与史的审美遇合。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借传闻立此为证：“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里看重的似乎还是杜诗“备叙其事”、“尽得其故迹”，即以史笔入诗的功能。但是名目既定，后世就加以沿用推衍，渐成定见。《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序》也认为：“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宋人用“史”字论其外观的意义，明人用“圣”字揭其内蕴的价值，似乎勾勒出不同的“时代眼光”所关注到的杜诗的不同层次和角度，其实也不尽然。 　　 “诗史”的名目，论定于宋。宋人采用这个名目而体验到的，则是杜诗继承《诗经》风雅传统，有爱君忧国之志，可资陶冶和教化之用。比如把杜甫视为诗宗而开创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写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1 ]国风和忠义，成了认识杜诗价值的纵横二轴，它们构成了儒家传统的诗文评价体系。南宋时期即使与江西诗派有不同的审美追求者，大体也未跳出这个评价体系。如李纲《杜子美》一诗：“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列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 　　 陆游的《读杜诗》也未离这个评价体系，但更为关注诗歌史的承续：“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尝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生民》属于《诗经·大雅》，为周人自叙开国史诗，次第铺陈周民族始祖后稷事迹。《清庙》属于《诗经·周颂》，为祭祀周文王的乐章，《郑笺》云：“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对于这类开国史诗和祭祀颂词，陆游是不愿意把杜诗与之相比拟，尽管他热情地称赞杜甫于谈笑之间“追还”了《诗经》传统。因为陆游作为一个志士兼诗人，他深切地感受到杜诗异于歌功颂德的忧患意识，以及蕴藏其间的济世雄心和用世才能。陆游诗中的“尝憎”二字，指的是他的另一首同题的《读杜诗》：“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2 ]陆游未免夸张了杜甫的政治才能，但他确实触及了杜诗关注政治情态的深刻性。也就是说，他想改变那种用空泛的“诗史”二字形容杜诗的作法，而揭示杜诗的诗史品格的独特深刻的内蕴。 　　 降至明世，诗史的名目受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于文章形态学，或文体本性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甫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3 ]尽管这里用摘句的方法对《诗经》与杜诗进行比较，未免落于简单浅陋，与杨慎年代相承的明人王世贞对之作了辩驳；（注：王世贞的辩驳语为：“余按用修（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此言，甚辨而（上“西”下“敖”），不知向所称者，皆指兴比耳。夫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劝乐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讥失仪而曰入而无礼，胡不遄死；刺听谗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北。若出少陵口，用修不知如何砭驳矣。”此语收入《杜诗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