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诉讼中的情理调处和利益平衡方法.docVIP

明清诉讼中的情理调处与利益平衡 　　关键词: 情理 调处 利益 平衡 明清 　　内容提要: 情理调处是明清诉讼中的常见现象，情理的多样性和调处的灵活性相结合，难免引发司法随意化的揣测。但是，对情理调处的个案研究表明，调处中的情理实质上是利益处断的表面话语，虽然调处的具体结果可能无章可循，但调处的基本原则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保持诉讼各方利益的大致平衡。 　　“情理”一词在明清诉讼中指代广泛，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为“情理”，从而用作调处的理由。这难免引发司法随意化的揣测。所谓“卡迪司法”， [①] [①]或是“教谕式的调解”， [1] [1](P.21)都属此类。倘若明清诉讼中的情调理处果真是无章可循的话，很难想象当时的社会秩序何以维持。因此，厘清情理调处这一复杂的诉讼结构十分必要。具体言之，情理在调处中具有怎样的功能?调处本身又遵循着怎样的原则?本文打算对明清诉讼中的情理调处进行个案分析，以回应明清诉讼中的确定性问题。 　　一、情理调处中的功利逻辑 　　明清诉讼中的调处时常被称为“情调理处”，那么，在调处的过程中，情理究竟具有怎样的功能?是用“中国式的理智”进行“常识性的正义衡平”， [1] [1](P.13)还是有着更为细致明晰的意义?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里先从“情”字说起，且来看一件明代的判词： 　　前件审得：赛国楠有女赛氏，原配李留为妻。卅三年间，留以病物故，甫两月，赛氏即改适马二汉。时国楠出外行贾不与闻，而主婚者则有留弟顾新，即国楠之妻若子亦各受茶礼，列名婚契者也。嗣后，国楠归家，以蒙犯霜露之余，凡在亲戚亦宜垂顾。二汉妻其女，奈何陌路视之?于是国楠衔之而修却之，张德亦复从中怂恿，故以掳奸掠财烦宪牍也。夫媒契两存，母弟具在，安得以掳奸为辞?奸娶属虚，掠财不攻自破。惟赛氏丧制方新，二汉辄求婚媾，而赛氏遂掉臂他醮，死肉未寒，妆台重整，男女之情亦太急矣，应各杖以惩之。且国楠归而二汉恝然不顾，于情不妥，仍应断给银三两给国楠，为羊酒之赀。国楠告词太诳，张德怂恿是真，亦应并杖。国楠年已逾七，与赛氏俱依律收赎。 [2] [2](卷四) 　　此案中，赛氏本有夫李留，夫故后，赛氏改嫁马二汉，由李留之弟顾新主婚，赛氏母弟“亦各受茶礼”。孀妇改嫁，依律由夫家主婚。所以，虽然赛氏之父国楠行贾在外，但婚娶仍然有效。从律例的角度，唯一的瑕疵就是，男婚女嫁于“丧制方新”之时，于是判官各杖之。但赛国楠兴讼的缘由在于，其归家之后，“蒙犯霜露之余，凡在亲戚亦宜垂顾”，而马二汉妻其女，却“恝然不顾”，此事的确“于情不妥”。既然不宜判离，就需安抚岳翁，于是情调理处——“断给银三两给国楠，为羊酒之赀”。“羊酒之赀”的名义让利益的给予增添了感情色彩，而岳翁的感情损伤实际上也通过利益得到弥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媒契两存，母弟具在”的情形下，张德怂恿赛国楠以掳奸相告，图财显然，而其所挟者，不过一个“情”字而已。判官洞察世事，判银三两，其所藉者，亦不过一个“情”字。在这里，功利才是真正的行为逻辑，而情理，则更像一个幌子。 　　不只“情”是如此，情理范畴下的“义”也时常具有功利色彩。在一宗清代的继嗣案中， [3] [3](卷二)萧发特外出多年未归，其嫡堂兄萧发授为其经理田产并从中侵蚀，幸有从堂兄萧润姿出为整顿，尚存田租三十石有零。润姿经管二十年之后，续增田租七十石，并在发授身故之后扶养其独子滨元成人，并族议滨元“继法特一子两祧”，后被族人萧发捷以“吞产指继”控告。判官认为，滨元“出大宗而继小宗”的确不合礼义，但族房又无应继之人，于是用情理进行调处——断令发特名下田租百石，一半作为祭产，立发特为祭户，“令其兄子永远奉祀”。有余五十石田租，“一半给予滨元，以笃周亲之义;一半给予润姿，以酬经纪之劳”。在此案中，滨元的“周亲之义”不假，润姿的“经纪之劳”亦真，惟是都需用利益来加以酬答，否则，情义仅化为道义上的感激，社会生活就显得过于形而上了。即是说，只有给予滨元和润姿田租若干，才符合民众世俗生活中酬答往来的“情理”。 　　类似“情义有价”的现象十分常见。比如，在一件同船殒命案中， [4] [4](卷五)沈天诰与丘万超同船而商，“万超以洪涛殒躯，天诰以登陆幸免”，于是丘万超之子以谋命告沈天诰。判官说：“穷匠有何资斧，万无谋害情由”，否定了谋杀的可能性。但是，判官仍令沈天诰给招魂奠仪银一两。这是为何?其中的逻辑并不难理解：虽然丘万超之死与沈天诰并无必然的联系，但丘的死亡本身却是一个“利益损害”的客观事实，若不对“利益损害”进行弥补，讼争就很难平息，而弥补的责任人，当然是唯一有关联的沈天诰了。至于补偿的理由，似乎没有比“情义”更为合适的了——“此居则中表骨肉之情，而外则同舟共难之义也”。此种判决看似温情脉脉，实则在践行一种功利的理念。 　　在“情”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