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货币商人金融文化.docVIP

明清货币商人金融文化 　　明清货币商人的金融文化，孕育于古代商业，产生于明末清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金融文化受到了来自外域文化的冲击，又吸纳了西方金融文化的一些先进成分，丰富和发展了自己，适应了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金融文化的孕育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于古代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论语?子罕》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说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卖掉呢?孔子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孔子很痛快地说，卖掉!卖掉!连我都在等待识货的人来买呢。他很支持子贡经商，并且主张“礼以行义，义而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将礼，义、利统一起来。日本第一银行首任总裁涩泽荣一以及天皇教席三鸟中洲在研读《论语》之后，都说过这样的话“《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周礼》要求“贾民禁伪而除诈”，《管子》认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盐铁论》说“吉者通商物不豫”，又说“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称赞他们既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又有搏击商场的本领，兼备义，利，诚信无欺，礼貌待客。后来司马迁堂而皇之地为商人立传，称放款取息的商人为子钱家，他认为“商不通则三宝绝”。明初朱元璋为了提高商人的素质，“特命儒士编书以教之”。 　　但是后来有一些儒者，如荀子的“务本禁末”，李悝的“尽地力，禁技巧”，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明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至康熙年间的“禁海令”等等，也可能是中国商业革命迟迟不能成熟的原因。唐、宋、元代的典当业及明代新产生的钱庄商人，特别是明后期的商人兼办异地款项汇兑的“会票”业务，无不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基础之上。明李光缳《景璧集》卷十七记载：“天下无清士，则世风坏。天下无贾人，则世业衰。两者并存于天地间，如日之有月，如风之有雨。或振民行，或治民生，缺一不可。” 　　 　　金融文化的诞生 　　 　　历经明末到清代三百年，逐渐形成了中国货币商人的金融文化。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商号名字，一般反映起名字的人和商号的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处世哲学。曾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票号，如志成信，协成乾，世义信、徐成德、大德玉，大德川，大德通、大德恒，存义公、中兴和，合盛元、聚兴隆，公升庆、公合全、恒义隆，天德隆，福成德、日异昌，蔚泰厚、蔚长厚，协同庆，协和信、协同信，其德昌，谦吉升，三和源等等票号名字，无不反映了它们仁义礼智信商业伦理和中和之道的处世哲学。清代货币商人的金融文化的内容与特点，大体可以概括为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不囿传统的创新精神，严格谨慎的管理之道，东伙和谐的人本理念，执两用中的中和思想和博大兼容的发展内力。 　　 　　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 　　 　　诚信义利的伦理观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走上成功之路的灵魂。这一思想的根脉，源于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2500年，其核心是仁爱和中庸。他认为人立身处世的标准是忠义，诚信、礼节，德政，应当以此建立一种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汉末关云长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宇，是孔子仁义忠信的典范，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令万民景仰的“关圣大帝”。天下县县有孔庙，村村有关庙。商人建关庙，拜关帝，以忠义仁勇统领商人精神。清代金融业的钱庄会馆，汇业公所，账庄商会都在关帝庙办公，货币商人在此祭拜、聚会，交流，议事，以孔子思想和关公行为为规范。大德恒和大德通票号的东家山西祁县乔致庸，对子孙的要求是“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乔致庸最器重长孙乔映霞，因其天资聪颖，心地忠厚，授其立身之道为“唯无私才可颂大公，唯大公才可以无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又说“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大德通大掌柜高钰，在该号发展最顺利，职员日渐追求奢华风气之时，号召全号“黜华崇实”，延请名师教育青年伙友，整顿号规，使大德通安然度过了后来的庚子之乱和辛亥革命时的信用危机。 　　光绪初年的一天，平遥日?昌票号柜台前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拿着一张发黄的汇票要求兑现，小伙计接过一看，是30年前从张家口分号开出的一张12000两白银的巨额汇票，立即向柜头柳芬汇报，柳芬看罢，跑步到后院向大掌柜张兴邦报告。张兴邦当即客客气气将老妇人请进办公室，问明情况，原来是其丈夫在张家口经商，因病歇业返家，变卖在口资产汇回平遥，不料途中病故，谁也不知有此汇款之事。并说：“前些日翻拣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