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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刑事技术对州县犯罪侦查的影响.doc
论清代刑事技术对州县犯罪侦查的影响
第25卷第3期
2008年6月
政法学刊
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andLaw
VoI_25No.3
Jun.2008
论清代刑事技术对州县犯罪侦查的影响
陈口超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重庆400031)
[摘要】中国清代州县司法举足轻重,然而刑事技术发展水平及法律的统一规定造就了案件犯罪侦查
方式的固化:并且刑事技术承担主体的分工产生了州县官与仵作的权力冲突与博弈;加之刑事技术发掘犯
罪信息的有限很大程度阐释了州县官对口供的需求.由此可以理解,清代州县官案件认知水平的偏低导致
人们把事实认知的问题转化为道德评判的问题,尽管中国很早废除了神判,然而把清官神圣化的心理意识
贯彻历史始终.
[关键词]清代;刑事技术;犯罪侦查;事实认知
[中图分类号]DF795[文献标识~i-q]A[文章编号]1009—3745(2008)03—0065—05
清朝州县衙门几乎处理所有的刑事案件(但官
员犯罪不在州县官审理之列.官员犯罪,要奏请皇帝
参劾,并且由”臬司主稿,会同藩司审勘”,府州县无
由过问).《大清律例》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
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州县官拒绝受理控诉,
或其判决不公之时,人们方能越级诉讼.否则,即便
越过州县向上级指控”得实”,亦要笞五十.州县官审
理的刑事案件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理案件”,笞杖轻
罪,审理完毕之后有最终的判决权;一类是”审转案
件”,就是命,盗,”逃人”,”邪教”,”光棍”之类的严重
犯罪,州县官审理完毕之后,再”通祥”各上司,并押
送人犯.在”通祥”中,州县官应该根据《大清律例》进
行”拟罪”,尽管其不发生最终的裁判效力.州县官在
刑事司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决定了研究刑事技术与
州县犯罪侦查之间实际运作,学理就非常重要.
一
,清代刑事技术水平与发现犯罪信息
的能力
古代技术中的法医学发展较早,比较系统,可其
致命弱点是仅进行尸表检验,不准解剖.不准尸体解
剖,一般认为是古代礼教所致,即儒家”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忠孝思想,加之”医乃仁术”之
观念.若进行解剖,要受舆论谴责,直到1903年光绪
二十九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还指出:”在国外尚有
解剖学,组织学,中国风俗,礼教不同,不能强求,但
以模型解剖之可也.”且中国古代法医学,多出于经
验,不强究学理.其它指纹,足迹,笔迹在浩瀚的历史
资料中有零星记载.但几乎:是个人智慧与经验的展
现,此种状况到清末民初方才逐日改观.
刑事技术是探知未知犯罪人信息的有力手段,
然而它在古代社会错误地认定很多因果联系,并几
乎被整个社会所分享.清末民初,以现代法医学为认
知方式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刑事技术之权威着作
《洗冤录》进行了验证与批评如现代法医学奠基人
林几教授(1897—1951年)指出:”按吾华《洗冤录》旧
法:谓取净水从头骨后下方之枕骨大孔细细斟灌.如
能自鼻窍流出泥沙,便是生前溺死之证.经本人多次
实验,此法诚不可靠.凡腐败已行骨化之尸体,鼻软
部已经消失者,在鼻甲解部极易窜藏泥土.且生人之
鼻孔后部,亦往往容有少量泥垢.故由枕骨大孔冲
水,而自鼻孔流出泥沙,安足视为死前吸进溺死液之
根据.”其它还有许多关于法医学知识错误…
古代刑事技术的另一特征是法定化.明清以降,
专制集权登峰造极,刑事技术内容被法令格式化,标
准化,使之成为不可更改的知识,真理.固然这便利
于统一分歧,对于没有技术基础的州县官与文化不
[收稿日期]2008—04—05
[作者简介]陈如超(1980一),男,四川中江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教师,西南政法大学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
事刑事诉讼法,刑事侦查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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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忤作来说,操作起来要容易一些,也便于州县官
与幕友对忤作检验,书吏记载监督.但这种制度真正
的问题在于将前人经验的积累变成了不可更改的真
理,湮没了忤作与州县官的创造性.这种技术知识的
统一性,巩固,确定了君权在帝国领域的无处不在.
然而通过权力运送专业知识寻求真理,实际适得其
反,州县官与忤作对实践削足适履,技术检验大多形
式化,以满足法条要求.加之技术知识的法令化是绝
对性权力与垄断性知识所固有的管理形式,清王朝
为了有效管辖偌大的国土,重视对州县官权力的分
化.这是一种统治艺术.治国者们或许知道,一个法
律制度若要运转良好,总是涉及到真理和稳定之间
的利益交换.技术的法定虽然减少了创造的活力,真
理的放弃,但它却有助于法律责任的稳定,政令的统
一
,中央的集权.于是州县官把服从僵化的技术当作
是普遍遵守的价值标准,服从本身变成终极目标,而
不是对案件客观事实真相的执着追求.
加之清朝整个社会认知范式的同质(由于技术
知识的法定规范与专业垄断造就的)与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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