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刑诉年会综述.doc

新《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实施——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综述 时间：2012-11-14　　作者：　　新闻来源： 程雷 祁建建 陈学权 葛琳* 2012年10月19至21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在杭州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承办。出席此次年会的领导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先生、最高人民法院黄尔梅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刘力伟先生。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陈光中先生、会长卞建林教授、常务副会长陈卫东教授等研究会领导出席了会议。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院所、司法实务界专家学者共计两百五十余人出席了本次年会。 此次年会的主题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黄尔梅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和公安部法制局李文胜副局长应邀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为2013年元月1日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准备工作以及正在起草的司法解释相关问题。与会代表围绕着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进行了热烈且深入的讨论，现将讨论的重点问题及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与司法解释 目前，中央公检法等政法机关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正在修订有关的司法解释文件。对于是否应当制订、修正司法解释文件，与会代表存在不同的意见。少数代表认为，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已经超出“司法解释”应有的定位，公检法三家的司法解释从条文内容上看无所不包，不仅仅是法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而是更类似于准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立法权的僭越。目前的这种司法解释体制不应当再继续延续，而应当转向指导性判例，回归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解释。也有代表认为，当前我国不制订司法解释是不现实的，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两高司法解释权进行了授权，有授权就要实行；其次在目前的时机下，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条文数量依然比较有限，单凭刑事诉讼法很难全面规范执法实践，不制订司法解释不具备实施条件。 其次，关于解释的主体，部分代表认为，由公检法各自发布司法解释，很难摆脱部门利益的影响；对于几部门互涉问题，任何一家都无权作出解释，因此应当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六部委制定解释。也有代表认为，对于涉及各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具体问题应当由各部分负责解释，对于互涉问题，应当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制定解释。特别要防止1996年刑事诉讼法颁行后各家颁布各自的解释，其中不乏相互冲突或不符合立法精神之处。因此，各家应当在法工委的指导、协调下制定、修正司法解释文件。 最后，关于解释的程序与原则，多数代表认为在当前条件下禁止出台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不足，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解释的程序与遵循的原则。司法解释的起草应当坚持忠于立法原意原则、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防止部门扩权原则以及法治原则。其中防止部门利益驱动下的自我扩权是重中之重，而法治原则要求司法解释应当遵循立法原意，不因条件、时空的变化而根据个别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司法解释的制订程序，多数代表认为目前司法解释的起草过程公开性、透明性不足。与会代表建议，应当参照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体现出的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的指导思想，应当及时将司法解释起草的情况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此外为防止部门利益的扩张，各部门的司法解释起草后、颁行前应当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严格按照现有的备案审查程序进行。也有代表建议，考虑到目前许多解释的事项在司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还十分有限，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否合理仍有待一段时间的检验，因此建议司法解释应当采取“试行”的方式颁布，待未来一两年实践检验后再进一步完善。 二、关于辩护制度 （一）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与会代表围绕着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问题以及调查取证权的范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第36条在列举辩护律师在侦查环节上的职能时没有明确律师有无调查取证权，加之新刑事诉讼法第41条也即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37条在此次修法过程中没有变化，因此倾向于认为律师在侦查环节没有调查取证权。第二种观点认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侦查阶段的律师已经不再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而是自侦查阶段开始就是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41条虽然文字没有修改，但第33条的修改已经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据此按照第41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当然具有调查取证权。此外从第40条及立法机关工作机构对有关条文的释义中也能佐证上述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规定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从有利被告原则出发，应当解释出辩护律师有权进行调查取证，但调查取证权的范围应有所限制。 调查取证权的范围，与会代表之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