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docVIP

“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 【提要】 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从上世纪初叶就引起学界的关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引领了大半个世纪的辩争，施坚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虽然在唐宋史学领域反响并不强烈，但开启了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对“革命”的概念虽然仁智互见、歧异颇多，但以“变革论”为契机，以社会经济为突破点和核心，众多中外学者就如何认识唐宋城市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如何把握城市社会的多维空间和多元化的变革模式，已从诸多层面进行的深入探讨中取得丰硕成果。在本世纪崛起的全球史观的视野下，这一论题又被引入人与自然互动的新“空间”。【关键词】 中世纪城市革命 唐宋变革论 城市史研究 城市变革唐宋时期的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这是中外史学界比较公认的看法。由唐到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面貌，其中，作为社会重要载体的城市，它的变化往往昭示着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学界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其中，美国学者施坚雅（G. W. Skinner）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论说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并且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一、“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中国古代经历的城市变化，有学者冠以“城市革命”之说，作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其实可追溯到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The 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概念。在这场讨论中，对“革命”的诠释，发轫于伊懋可等学者提出的“经济革命”，并且成为讨论的基点。1973年，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往古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他称之为“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The 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1]，其着眼点主要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的“经济革命”。作为这一观点的基石，他指出宋代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他将“宋代经济革命”的表现，归纳为农业革命（The revolution in farming）、水运革命（The revolution in water transport）、货币和信贷革命（The revolution in money and credit）、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market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和科学技术革命（The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北宋の社会経済》一书中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的论说，他将之归纳为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3]伊懋可与斯波义信二人的分类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将都市化作为宋代经济革命的重要变化之一。可以说，此后学界经久不衰的“城市革命”论说应发轫于此。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The 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概念，是以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为基本指导性理论框架，开展对中国城市史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他概括为“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中的中世纪革命”，认为这个革命具有鲜明的特点，表现为：（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他指出政府放弃对贸易的干预和地区经济的商业化萌芽，正是造成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原因。[4]施坚雅经过对中国历史长时段的认真考察后指出，这场中世纪城市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的所有地区或大部分地区同时发生，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所达到的商业化水准，在其它大部分中心地区只是到明清时期才达到。从中世纪城市革命开始，不但内地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子地区间发展也常常不平衡。在公元10世纪，中国西北大区域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而华北大区域却处于经济高涨时期；在公元12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繁荣，而华北大区却呈经济衰退之势。因而，西北和华北区域的都市化都拖了下来。[5]可以说，中国多数区域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是到帝国晚期才发生的。作者认为，城市职能的强度水平，从唐初至中世纪周期末，始终是稳定的，或者甚至是增长着，真正重大的变化，就是官僚政府在这些职能──行政社会职能及经济职能──上所起的作用在不断收缩。因而，这场革命是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6]施坚雅的上述论断，的确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