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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回眸 张锡厚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总数约达四万卷以上的敦煌遗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贵宝藏，它给研究中古时期的文学思想、宗教哲学、社会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方面提供丰富的资料。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敦煌遗书发现后不久，即遭到英、法、俄、日、美等国探险者及文化间牒的劫掠，致使大批敦煌文学文献资料流散域外，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在北京向我国学者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展示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遗书，立刻引起广泛的兴趣和关注，分别对一些极其珍贵的敦煌秘籍古本翻拍抄录和整理刊刻，撰述序跋进行评价，诸如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石室秘宝》、《鸣沙石室佚书》，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蒋斧《沙州文录》，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刊本先后问世，为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时间以敦煌遗书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闻名遐迩，且被海内外学界视为显学。 1920年，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见《东方杂志》17卷8号)率先对敦煌遗书内《季布歌》、《目连救母》、《唐太宗入冥小说》等文学作品进行整理研究，从而揭开敦煌文学研究的序幕。董康《舜子至孝变文跋》、罗振玉《佛曲三种跋》、徐嘉瑞《敦煌发现俗曲、俗文时代之推定》等文，则把人们的研究兴趣引向敦煌俗文学，而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年)、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的刊行，又提供许多难得的敦煌俗文学资料。其后，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20卷3期，1929年)，向达《记伦敦所藏敦煌俗文学》(《新中华杂志》5卷13号，1937年)的问世，则使敦煌俗文学之称更加流行起来。 至于敦煌文学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朔到王利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1955年)，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新建设》1963年第1期)，分别在文章内明确无误的提出敦煌文学的概念。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张锡厚《敦煌文学》(1980年)，全书共七章，比较系统地介绍敦煌文学所应包括的敦煌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等文学作品，并论述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初步勾勒出敦煌文学的概貌。两年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次召开全国性的敦煌文学座谈会，本次会议又出版论文集《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号》(1983年)。直到此时，敦煌文学才以其丰富的蕴藏和累累硕果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同，并作为敦煌学的分支学科活跃在学术舞台。回顾敦煌文学文献的发现和研究的百年历程，它不仅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注入许多新鲜的血液，而且从诸多方面证明敦煌文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敦煌文学目录的整理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敦煌文学文献目录，主要见于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陈垣《敦煌劫余录》等，同时收入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书附有以篇名首字的笔划多寡为序的索引，可以极其便捷地查找敦煌遗书内文学作品的收藏卷号，问题在于所收卷号仅限于五、六十年代以前著录的内容，其中尚难免疏误讹漏之处。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略可补其不足，但也并非尽善尽美。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纂《敦煌劫余录续编》(1981年)，首次公布该馆1951年以后收藏的1065件敦煌遗书的目录，荣新江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收入《斯坦因劫经录》未著录的S6981号以下的残卷目录。尤为可贵的是，一部由中英两国学者合编的大型文献图集《英藏敦煌文献》，经过重新翻拍精印英藏全部佛经以外部分的敦煌遗书，附有新编索引一册，为重新审视和研讨英藏敦煌文学文献提供更为真切可靠的资料。至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尚未收录的翟里斯《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孟列夫等编《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敦煌县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单位收藏的散佚敦煌遗书目录，对敦煌文学研究来说亦有参考价值。 敦煌文学文献专题目录主要有向达《敦煌所出俗讲文学作品目录》(1943年)、关德栋《变文目》(1948年)、周绍良《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1954年)等。而较为完备的则是金冈照光《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1971年)，该目不仅将敦煌文学文献分类著录，而且在解说部分大量著录七十年代以前发表的同类作品的有关研究论著，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不足的是文学文献部分著录的内容有限，大量的敦煌文学文献尚被拒之门外。 其次敦煌文学研究论著目录，随着敦煌文学整理研究的深入发展，最早出现的专题目录是曾毅公辑录的《敦煌变文论文目录》(见《敦煌变文集》，1957年)，尽管收录的范围有限，但已囊括1957年以前的变文研究成果。进入八十年代，有关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