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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融业产业集群现实基础一个实证研究 　　摘 要：构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对重庆未来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促进作用，而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业产业集群的形成。重庆在向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市场自发演进形成的经济基础、金融业相关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是构建重庆金融业产业集群最重要的现实基础。实证表明：过去20年来，政策因素对重庆金融业产业的影响作用力超过经济因素，外贸对金融的影响力不显著。 　　关键词：金融业；产业集群；现实基础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5-0085-06 　　 　　金融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构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对重庆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关键的促进作用。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金融服务业产业集群，如美国纽约华尔街金融投资集群、英国伦敦金融业集群、日本东京金融业集群和我国的上海陆家嘴金融业集群。但问题是，重庆现有的经济与金融基础和发展趋势能否支撑起这样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或者说，重庆是否已经具备打造金融业产业集群的现实条件？目前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本文借助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从定量的思辨角度来实证分析影响重庆金融业集群发展的现实基础，以此作为重庆“能否构建金融中心”以及“怎样构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理论依据。 　　 　　一、文献回顾 　　 　　有关金融业产业集群研究的国外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Swann等，他们于1998年提出了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和集群生命周期的概念（Swann，et al，1998）。后来，Naresh 等(2001)借助Swann等(1998)提出的这种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接着，Naresh 等(2003)又进一步对英国三个金融业产业集群进行调查研究，把集群效应在金融服务业的普遍效益和具体效益做了对比分析，并且描绘了不同类型的集群，发现专门的投入渠道和供给方的知识溢出效应在金融服务集群领域会产生重要的效益，各地金融服务集群的不同主要表现为集群的组建程序和聚集过程的不同，认为政府应该提供相关的政策以满足建立不同产业集群的需要。另外，Kindleberger(1974)从比较经济史角度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进行细致研究，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的规模经济构成了金融市场的聚集力量。 　　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构建金融中心、完善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等方面。譬如，李扬(2003)分析金融机构区位选择因素和金融中心聚集效应的作用、金融中心的形成条件；范志芳等(2004)运用计量方法分析国内外银行向上海集中的经济动因，发现上海成为国内外银行聚焦地的重要原因在于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因素和以市场规律为基础的政策驱动力；潘英丽(2003)探讨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重点分析吸引金融机构空间聚集的地方政府行为；宁钟等(2006)进一步指出，金融服务业中的外部规模经济主要体现在支付机制中，即转移支付系统和交易清算业务。以产业集群理论研究重庆金融业的文献较为少见，颜蕾(2006)提出构建和发展重庆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政策思路，但是缺乏从定量的思辩角度深入探讨重庆金融业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 　　笔者认为，构建重庆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基本路径，就是要将位于其主城区的解放碑周边至朝天门以及江北嘴周边至弹子石的约10平方公里的“金三角”地带培育成金融核心区，促进重庆金融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努力把解放碑“十字金街”建成“重庆的华尔街”，把江北嘴建成“重庆的陆家嘴”。通过培育重庆市的金融核心区并形成产业集群，可以使这个核心区的各环节上的金融企业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服务)，并降低交易成本，节约交易费用，这对于金融核心区而言是实现了内部规模经济，对于核心区的单个金融企业而言则获得了外部范围经济。这种内部规模经济和经济外部性必然使得金融业产业集群内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并不断吸引新的进入者，因此，重庆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发展的高级阶段必然是形成成熟的金融服务业产业集群。 　　 　　二、理论模型设定 　　 　　美国学者Yamori(1998)的地理位置选择、Naresh 等(2003) 的政府政策支持、我国学者曹群(2006)的FDI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溢出效应分析等研究，都表明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流量、外商直接投资、当地的商业机会和政策支持、距离远近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可能影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如果把所有的影响因素（X?1，X?2，Λ,X?n）作为自变量，把金融业产业的发展程度Y作为因变量，用S表示经济制度，则可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