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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治河河神信仰产生 　　传统河神祭祀即河渎祭祀，是上古自然神崇拜的残留。上古时，人们对自然认识有限，对名山大川聚云生雨、润泽大地、降祥造福的神秘和力量产生敬畏和感戴，五岳四渎的祭祀体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形成的确切时间无法确定，然至迟在秦代就有了相关记载。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且明确地把临晋作为河神的祭祀地。西汉高祖刘邦二年（公元前205年）冬下诏说他“甚重祠而敬祭”，对于上帝和山川诸神以时礼祀。到了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三月，为祈祷天下年丰，完善江海祭祀缺典，自此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河渎祭祀对象为大河。当时“唯泰山与河岁五祠”，表明河神也拥有每年五祀的特殊资格。按唐人张守节的说法，秦汉时代的临晋应在河西，非后来位于河东的同名之地。两地位置有异，但距离不远，盖因不同阶段京师所在不同、为方便祭祀而进行的不同调整。 　　到了唐、宋、元时，始予河神不同封号，且不断升级。如唐天宝六载（747年）正月，玄宗在五岳既封王位的基础上将四渎升以公位，河渎被封为灵源公。北宋真宗时曾车驾澶州，致祭于河渎庙，诏封河渎为显圣灵源公，并遣右谏议大夫薛映到河中府祭告。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将四渎升格为王，河渎被封为显圣灵源王。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顺帝下诏加封河渎为灵源神?弘济王，并重建河渎神庙。 　　 到了明初，随着国家秩序的确立，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明太祖对国家祀典作了规范，包括岳、镇、海、渎诸神的称谓。他在诏书中说，“永惟为治之道，必本于礼。考诸祀典，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他看来，神灵与天地同存，所来悠久，神力广大，人莫能测。所以，前朝给神封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他主张采取自然主义态度，下令取消给神的各种封号，以本名称之，而河神改为“西渎大河之神”，简称“河渎之神”。这种河神祭祀是国家例行的诸神祭祀体系中的内容之一。在这种常规的祭祀之外，明代同时还存在着治河河神的另一河神祭祀系统。 　　黄河浩渺广大，浊浪滔??，脱缰无羁，奔腾而下。濒河的河南开封府兰阳县人（今兰考县西部）许廷弼在《次渡黄河有感韵》中这样描述道：“排空猛浪飞危?，震地威声起浩波。”北直大名府长垣县知县张治道在登临大堤时也有类似感受：“每一临眺，见其巨浪洪浸，骇心眩目。时日之间，盈缩百变。其来无御，其去无迹，若神灵为之者焉。”黄河颇具威慑的力量和变幻莫测的特征增加了它的神秘和灵性。在堵筑决口前和顺利合龙后为祈求或答谢河神佑助的祭祀行为，自然地将河神与治河活动联系在了一起。这种与治河紧密关联的河神信仰，与传统的或者说纯粹礼仪性的河渎祭祀有所不同，带有民间信仰所具有的强烈的功利色彩。因此，我们称之为治河河神信仰。 　　明代治河河神信仰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明朝最初的治河河神形象是模糊的。如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开封一带河决，“坏民田庐益甚”。成祖遣工部侍郎张信实地调查后，决定于开封城西北的黄河北岸开挖新河，至封丘中滦东入黄河故道，长20余里。为确保工程顺利，施工前遣定国公徐景昌用太牢祭祀河神。此时的河神祭祀和民间从事较大活动前所做的祈祷活动无太大差别。宣德、正统之际河南巡抚于谦的做法同样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在他的文集中存有两篇河神祭文，称谓朴素，径称河神。据此不难推想，处在普遍信奉神灵的时代，在黄河泛滥之时，除了积极应对外，借助冥冥力量的做法司空见惯。到了景泰年间，治河河神祭祀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体现是给河神予封和建祠。这与黄河泛滥程度加重和治理难度增大有关。 　　正统十三年（1448年）六月，河决后在开封城北朝东北方向流去，经山东曹、濮等州，直冲从阳谷县张秋镇到寿张县沙湾一线的运河西岸，溃决后东趋大海，致使运河浅涸，漕船胶阻。到了景泰二年（1451年），时间已过三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当时，命工部尚书石璞等前往堵塞，“水势湍急，石铁沉下若羽，非人力可回”，甚至有人建议让有戒行的僧道设醮祈禳。自然力远超出人力之外，严峻形势可见一斑。所以，景帝封河神为“朝宗顺正惠通灵显广济河伯之神”，希望获得河神庇佑。可能是受明初祖制的限制，景泰间的这次加封只敢称“河伯之神”，而不像唐宋那样加封公、王之号。然贯穿来看，这次加封毕竟是一个转折，事实上已突破了不给神灵加封的祖制精神和原则。为什么此期能有这样一个转折？较为合理的解释便是黄河灾害达到了极为严重和无法控御的地步。当人们处于极端无奈之时，极易在心灵深处泛起宗教情思。 　　尚书石璞见山东沙湾决口不易堵筑，试图利用从原武县黑洋山至徐州的河道“以通漕舟”，来代替山东运道解决转漕问题，但最终无果。到景泰三年（1452年）四五月份，在内官黎贤和御史彭谊的协助下，开两条月河，引水补益运河。恰在此时水流渐微，侥幸堵塞决口，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