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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践耳同志关于民族器乐创作一封信 　　6年前朱践耳同志在看到我的一篇有关评述他创作的文章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我很感动, 预备将此信件在刊物上发表, 但事后因忙于其他事情，此打算就一直搁置了下来。去年在上海一次会议期间，我们见面时曾提到此事，回京后我居然找到了那封信。现在重读之后觉得应该将其原文发表。经《人民音乐》编辑部的同意，现先将原信抄录如下： 　　毓和同志：你好，你一月份寄来的大作到昨天才收到，多谢！由于地址全错，寄往我7年前住的武宁路去了，幸亏那里的老邻居见到，转寄到上海音乐学院（也是弄错了），又幸好被戴鹏海见到，再托人转给我。这样就延误3个多月，总算没有丢失，这是大幸的。 　　大作就是刊载于《人民音乐》1997年5期上的那篇文章，不过多了一些谱例。这篇文章大概是1992年以前写的吧。1992年以后的作品就未涉及了（不过，《人民音乐》文???中关于第五阶段的年限由92年延至96年，但未能过及后面四五年的创作）。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述及《翻身的日子》的末尾有一句：“遗憾的是他后来基本没有在这个领域进行下去”就有一点欠妥了。恰恰就在1992年10月，写了一首民乐五重奏《和》，1993年3期的《音乐创作》上发表了，1993年一月由台北市国乐团首演，然后不久五月份在“上海之春”的现代音乐学会研讨会上又演出过（听的是上海演奏员的录音）并作了题为《和而不同》的报告（后来发表在《音乐艺术》95年1期上）。1996年2月由华夏室内乐团带到巴黎，在96国际现代音乐节上演出，颇得好评。为此“雨果”公司又录了CD，“华夏”赴法演出之前先在北京音乐厅开过一场音乐会，不知你听到过没有？以后，1995年又写了一首琵琶曲《玉》，1998年第四期《音乐创作》发表了此作品，前几天（5月3日）在纽约首演了此曲，不过加上了一个弦乐四重奏（由朱丽亚音乐学院的研究生组成的）。最近一期《音乐周报》上有消息。据琵琶独奏者杨惟来电话说，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评论很好。这是《玉》的又一版本，还打算写第三个版本，即与民乐重奏合作的。这样，就便于三种形式的使用了。1998年完成的《第十交响曲》，是用了唐诗《江雪》的吟唱和古琴，古琴部分也可以独立成章作为古琴独奏使用。这两个作品都分别在琵琶和古琴的表现力上作了较多的开拓和丰富，也是一种“古今中外”的融合的探索。正如《人民音乐》上你文章标题写的那样：“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不断前进”。我对民乐的兴趣很大。1989年的唢呐协奏曲、1990年的第四交响曲，都以民乐为主奏，这正是《翻身的日子》的发展。其实，你文章中说的“民族器乐合奏”也并不准确，原作是以板胡、大三弦、竹笛、管子、扬琴五件民乐为主奏，以两管编制的中型管弦乐（铜管只用了二只圆号）为辅的混合乐队，后来彭修文将管弦乐部分移植到民乐队上去，才成为纯民乐合奏的。1953年那年同时为电影《龙须沟》写了一段音乐，以大三弦和竹笛为主奏（用了单弦的素材），效果也不错，只是篇幅太短，不能单独演奏。 　　唢呐协奏曲《天乐》中用了很多民间素材，形式上也是民族的，如“大起板”（民间吹打式的），还有“摇板”（戏曲式的），还有湖南民间唢呐脱胎而成的“夜曲”，西南少数民族风格的“舞曲”。总之，南腔北调，都融于一炉，是《翻身的日子》的思路的扩大发展和交响化，可说是一脉相承的。1989年9月“上交”赴京是演出过，不知你听了没有？ 　　只是纯民乐的大合奏还没有写过，原因是还在思考，如何写法。照西洋管弦乐的思维方式和配器方式，我认为是违反民乐特性的，是“扬短避长”。应该另辟一路，先从重奏开始。如1992年写的五重奏《和》，或者先写独奏（琵琶曲《玉》、古琴曲《江雪》），也许以后会专为民乐大合奏作一尝试吧，现在还难说。（附带说一句，《天乐》已由陈燮阳将管弦乐部分改为民乐队“翻译”过去，在香港演出过，效果也不错，真是难为了乐队队员了。） 　　?嗦太多了，谨颂 　　近安！ 　　 践耳 　　1999.5.9. 　　践耳同志是我国颇负盛名的多产作曲家，尤其是他的交响音乐创作，可说是我国音乐界这个领域中被公认的一位执牛耳者。我只是一个从事音乐历史的教师和业余的音乐评论者，比他小七岁。从他的来信中不仅体现了他为人的谦逊，还展示了他做事一贯认真的作风。从我的一句话，引出了他对自己多年涉及民乐创作的全面回顾。这本身就为人们研究朱践耳的创作提供了一篇极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我说那句话确实没有什么恶意，我非常喜欢践耳那首作品，觉得他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写出了那样生动的民乐合奏（当时几乎绝大部分专业作曲家都还对民乐创作没有顾及，也比较生疏），实在难能可贵。但我在说这句话时，脑子里所存的印象，确实并非他当初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所配的原曲，而可能就是彭修文据此改编的民乐合奏（我一直以为它是